曾经遍地地锁，甚至搬来椅子“占位”；现在单侧停放、整齐有序……北京西城区西四北六条、七条两条胡同，探索“停车自治管理”，83个停车位通过合理调度、错时停车，“消化”了近200辆私家车。
　　虽然只是两条胡同的小体量“麻雀”，但仔细观察，却也能窥斑知豹，发现在“自治”这个概念之下，存在一些普遍性话题。
　　无疑，用基层自治的方式，能够提高管理的精度和效率。现代城市中，社会事务极其庞杂，再有能力的管理者，也无法时时都在场、处处不缺席，更不可能像北京这两条胡同一样，让诸如“外甥周末下午两三点开车来看舅舅”、“临时访客的手机号码”这样的细节尽在掌握。化整为零、自治管理，可谓一条出路。
　　然而，自治并不是社会管理者的“大撒把”。现实中，一些社区的自治，往往被引导向“凡事都要自己解决”，最终因为缺少法律支撑、缺少资金支持而无疾而终。比如与这两条胡同形成对比的德宝小区，同样是解决停车问题的车辆“自管会”，就因为没有名分而底气不足，因为没有资金而腰杆不硬，最终陷入僵局。
　　看看这不同的两个案例，“政府的存在感”是个关键。德宝小区“自管会”没有政府支持，也没钱聘请企业，只好趋向于纯居民自治组织，筹资、招募人员等都靠自己。而西四两条胡同的探索中，曾有区委书记带人“实地探讨”，胡同聘用车辆管理员，工资由财政划拨，还得到了交管部门的支持。
　　你家窗外能不能放我的车？你收我钱谁来监督你？在社会管理中，所有的利益问题，都是具体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个超越于具体利益之上，既有资源、也有权威的协调者。这一角色，非政府莫属。
　　不过，如果把公共服务简单化为服务输出，公众就容易只是“被动接受”，“保姆型政府”反而不利于培养自治土壤。实际上，政府需要的是，像对这两个胡同一样，当群众自治创新的“补位者”，解决法律、资金这些单凭自治难以破解的问题。
　　就像任何社会群体刚产生时总会经历不适应一样，“社区居民”这个伴随现代化、城镇化而来的公众群体，也面临着“公众精神”缺乏的困惑。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个人如果参与讨论决定修一条通向他家的路，无需解释，他就能发现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越是让公民多参与管理与其利益有关的小事，他们反而越会关心公益大事，并会自觉为实现公益而相互协力。而这，同样需要政府的鼓励、引导和协调。
　　停车或许只是小问题，自治却是大棋局。重视和支持群众自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也是走向善治、政府转型的着力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公众与政府部门有效互动、居民和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才是真正的活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