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选出中国新一届政府，因此，各地政府与市场都在热切期望推出“城镇化”政策，希望实施更多有利于“城镇化”的措施，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希望中央政府继续给政策，让地方搞投资和建设，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放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限制与房地产限购等等。
　　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作为优先的考虑，依靠投资拉动。在过去的数年，全国各地出现“城市化”大跃进，造新城运动将原来的城市面积扩大了好几倍，以短时间内的规划和建设替代了循序渐进的市场“城市化”过程，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城市“摊大饼”后如何收拾的问题，而不是继续城市扩张。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最近表示，所谓的城镇化率不是重点问题，应当重点关注老城区改造、新城区聚集和新社区建设，着力解决农村人口就业问题、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问题以及城镇化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我们非常赞同厉以宁教授的这些观点，这是一种基于现实状况的清醒认识，不同于地方政府部门因有利益关系而故意歪曲“城镇化”的方向。
　　在各地城市化过程中，中小城市普遍出现“造新城”运动，即在老城区之外新建城区并将主要的行政机构搬迁过去，大城市则是不断的向郊区扩张，从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中出现老城区、新城区以及新社区共存的现象。
　　老城区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规划和建设的产物，因此，不仅交通拥挤，建筑老化，而且各种公共设施也在衰败。当地政府不能将权力部门转移到新城后弃老城区于不顾，让其加速破败。事实上，尽管老城区建筑老旧，设计落后，在汽车时代居住不甚方便，如果其二手住房价格相对新区便宜，可以吸引“农民进城”。因此，对于老城区的公共设施进行改造与升级，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是老城区不会成为“贫民窑”的前提。
　　当然，各地的新城区也存在问题，即人气不足。由于优质的教育、医疗、商业等资源仍然在老城区，因此，新城区虽然各项硬件设施都很现代化，但缺乏人口聚集效应，比较冷清，商业萧条，难以形成市场以及提供就业。一般认为，如果将更多的优质公共资源向新城区迁移，那么，必然带动新城区的人气，现在各地已经有这种趋势。但政府以权力干预公共资源分配，对老城区市民极为不公。新、老城区的这种矛盾在于，各地的城市化仍然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现有的城市人口不足以支撑新区的繁荣。
　　这种现象表明，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关注点应该是吸引农民进城，而不是继续进行城市扩张。如何向农村人口提供较为固定的工作，让他们彻底成为城市居民，是城镇化能否成功的挑战。政府不能只在意城市建设拉动经济增长，也不要以城镇化率作为政绩，应实实在在的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让进城农民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
　　在广大的中小城市，不久前仍然还是“单位社会”，居住多是以“单位”为社区。此次“造城运动”中大量商品房的涌现，使得一种基于陌生社会关系的新社区诞生。这些社区居民可能来自农村、政府机构、市场经营者、工人等等，政府和街道应该关心社区建设，不仅提供硬件的服务，还要关注社区文化的形成。事实上，在“造城”大跃进后，形成了一种陌生而不稳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城镇化带来的社会管理将是政府的主要挑战，政府不应将主要精力和资源投资于“城市”的建设，而是要重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