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歌手罗大佑曾忧伤地唱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对于歌中的情绪，山东潍坊居民应该感同身受。近日，有网友爆料山东潍坊企业将污水用高压泵排入地下1000多米，造成严重地下水源污染。潍坊人纸鸢纷飞的故土，将要变成面目全非的他乡。
　　在文人的描绘当中，江南的小桥流水总是恬静优美，但只有临水而居的当地居民知道水有多脏，赵家的剩菜剩饭刚倒入水中，李家小孩又在水边便溺，下游的刘家可能同时淘米洗菜。如果有人质问排污者，多半会换来不解的眼光，公家地方，干卿底事？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权在中国是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产权的态度复杂而矛盾。对于自己的东西极端重视，皮袍下面藏着无数个“小”；对别人东西的态度则是藐视，顺手牵羊、分割浮财、见者有份，都是常见的情形；最可怕的是对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漠视，河水和空气是无主的，为了自己挣钱，排点污水浊气又何妨。经济挂帅，发展优先，地方环保部门为虎作伥，环境污染自然遍地开花。
　　过度重视自身利益和极度忽略公共利益，在环境领域表现为污染横行，核心问题是产权不清晰，而产权清晰界定是交易顺畅进行的前提。即便是清晰界定产权，较高的成本也是阻碍交易顺畅进行的重要因素。在西方的环保领域有著名的“邻避运动”，民众不希望垃圾处理厂、变电站等建在自己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NIMBY），西方国家在解决邻避冲突过程中注重透明化和法制化，给予受损方合理补偿，政府、民众和企业等各方沟通谈判涉及复杂的制度安排。从前期发生的什邡钼铜和启东造纸等环保群体事件中，可看出有关各方在处理邻避冲突时技巧非常生疏，出事之后都是一停了之，要完成交易何其难也。
　　把产权和交易成本等概念运用得最为娴熟的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他认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都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这个理论称为科斯定理。
　　企业污染环境是典型的负外部性，科斯定理提供了一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的思路。科斯定理的两个重要前提条件是产权清晰和交易成本较小，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恰好是因为公共财产权属不清或者委托代理关系错乱，同时污染方和受损方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不畅带来了极高的交易成本。循着科斯定理的指向，解决中国环保难题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明晰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和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完善解决邻避冲突的制度安排。
　　辽宁大连地区一家海产品加工厂因生产需要，计划打口深水井，而当地的饮用水同样来自地下，得知消息的居民群情激奋，给加工厂两个选择：一是替所有住户建好自来水且长期免费，二是停止打井，经过几番权衡，加工厂只得放弃打井计划，改为架管线异地水库引水，因为成本更低。这是个典型的因为产权清晰带来的高效环境维权案例，可见明晰产权对于推动环保的巨大作用。
　　保护环境时很难避免搭便车现象，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当然提供者，必须切实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职责。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较低，一旦监管放松，经济增长一定会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坦率地讲，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是不及格的。当前，需要重申民众和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委托代理关系，加大对环保失职官员的问责力度。
　　在推动解决邻避冲突的制度安排方面，政府同样应该有所作为。以往，政府的惯用做法是事前瞒，事后捂，事态扩大不可收拾再宣布停工，这对企业、地方经济和当地居民是多输的结果。政府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民意的倾听者以及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者，涉及公共利益时中立裁夺，尽量降低交易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