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分析师和观察员认为，2008年危机之前伴随世界经济的全球失衡已大大消散。但是，固然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和美国的赤字都略有下降，但失衡真的得到纠正了吗？更重要的是，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能同时实现增长和平衡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理解失衡的基本动态。一国的经常项目是否盈余还是逆差，关键看其投资率和储蓄率之差。2007年，美国的储蓄率为GDP的14.6%，但投资率为19.6%，故会产生经常项目盈余；与此相反，中国的固定投资率为GDP的41.7%，储蓄率为51.9%，其反映便是大量盈余。
　　自2007年以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所减少，但这并不是因为储蓄率提高了。外部赤字因投资活动的大幅冷却而被挤出，由于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美国的总体投资率已降至GDP的13%。与此同时，中国的储蓄率仍然非常高，其盈余之所以减少，是因为投资增加得更快了，达到了GDP的49%左右。换句话说，如今美国比危机爆发前储蓄得更少，而中国投资得更多。
　　未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几乎必将触发投资活动的重新抬头。美国企业延迟了亟需的资本支出，此外考虑到美国的机场和桥梁等用发达国家标准衡量不可不谓“破旧”，因此基础设施投资也很关键。事实上，增长复苏极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即便储蓄率有所改善，国内能源产量增加减少石油和天然气进口。
　　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为了维持增长，中国需要继续投资——这对一个遍地新建高速公路和机场的国家来说实属不易。事实上，在未来十年中，随着中国试图沿着价值链向服务业推进并适应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其投资要求会下降。
　　当然，中国的投资率也将下降。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投资的急剧下降可能造成大规模持续性经常项目盈余，即使储蓄率也在下降且货币升值。事实上，货币升值反而会助长外部盈余，同时妨碍对出口导向行业的投资。
　　其影响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将不会有平衡，只能复现大规模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尽管许多经济学家会带着狐疑的眼光看待这一论断，但历史表明，共生失衡几乎是全球经济扩张期的共同特征。
　　罗马帝国曾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持续存在对印度的贸易赤字，尽管由此造成的黄金外流导致罗马帝国货币贬值，但印度—罗马贸易仍是全球经济的基石。
　　类似地，在16世纪和17世纪，西班牙持续保持赤字，这些赤字用安第斯山出产的白银偿还，由此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导致了全球繁荣，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和莫卧儿帝国都从中获益。而1870-1913年——又一个快速增长和全球化的时代——也没有出现平衡，资金提供者是英国，它就好比是世界的“银行”。
　　过去60年来，美国用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支撑着全球增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的赤字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和日本得以重建。反过来，欧洲为美国赤字提供了资金。
　　当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决定停止为这笔赤字提供资金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溃了，但其经济模式保留了下来，亚洲经济体接过了为美国赤字融资的任务，同时也利用美国市场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国是这一被称为“布雷顿森林II”的经济模式的最新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显然，全球增长时代几乎总是伴随着共生失衡，但是每一次失衡都会导致宏观经济扭曲，并将持续好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下一次共生失衡会以什么面貌出现。
　　有可能中国马上会回归大规模经常项目盈余——必须足以满足美国的融资需求，还要给世界其他部分留出足够的份额。随着这股资本流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经济将重新获得繁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中，中国将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投资者”。与所有失衡的体系一样，这会造成扭曲，但其安排可以维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