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日本自民党安倍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不过是“新瓶装旧酒”，量化宽松仍是其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为治疗久困的通缩顽疾并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不仅增加公共开支，更以高压手段迫使日本央行在上周宣布将通胀目标上调至2%并从明年起启动无限量资产购买。原本日元自去年11月以来已大贬20%，而安倍政府还在强烈干预央行开足马力印钞，而这样的货币政策无疑突破了当前微妙的国际货币平衡。舆论估计在这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国家会强烈抨击、指责日本，然而，在日本的一系列“灭火”动作下，本次会议显得异常“温和”、“温柔”，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内的一干人居然全都认为全球货币战争一触即发的判断有点言过其实。而G20财长会议公报则采取回避问题的消极态度，甚至宣称国际货币汇率战根本不存在，仅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然而市场的反应并不迟钝，早在本次G20财长会议之前，通过做空日元的国际对冲基金已赚取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甚至有媒体披露美国对冲基金大佬索罗斯已从日元贬值中获得了10亿美元以上的净利。这也反映出市场并不认可所谓的官方评论，安倍政府的量化宽松必将推动日元的贬值。
　　事实上，即便是从伯南克倡导的“国内政策工具用于实现国内目标”观点来看，本币量化宽松，进而推动本币贬值，提升出口竞争力，本身就是促进国内经济复苏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各国的量化宽松都在有意无意地推进本币贬值和出口增长。更何况日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均为国际货币，通过量化宽松输出经济衰退压力的冲动一直存在。美国本身也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目前的量化宽松至少已经历了三轮，恐怕也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其他国家。
　　从信息经济学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货币战是各国信息不对称、各自为战的充分体现，如果放任货币战持续并蔓延下去，各国经济政策将围绕货币循环超发进行，届时非但不能有效提振汇率贬值带来的出口竞争力，同时还将加大各国的国内通胀压力，再加上金融危机时期经济结构存在的缺陷，各国的内经济复苏难度势必将进一步加大，最终很可能世界各国都难逃“囚徒困境”的结局。
　　但如果部分国家不采取对应的量化宽松政策，那么日美主导的货币膨胀将会通过吸收被动国家的经济利益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复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区域已各自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为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有必要创造一个不存在“货币战”的舆论环境，淡化“货币战”的概念实在是货币战成功的关键。因而拉加德们纷纷表示“货币战言过其实”。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不及早准备应对，那么必将成为欧美日货币战的牺牲品。尤其对于我国来说，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迫使人民币仍处于小幅升值的态势。未来在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需要保持对货币汇率、资本流出入的掌控力，严密防止国际游资快进快出对金融体系稳定带来的冲击。
　　可能有观点认为，我国最近若干年来货币超发的速度同样也很快，对于欧美日货币超发，我们可以自然抵消。应该严正指出，这样的观点误判了形势。首先，我国货币超发集中于国内消化。由于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我国货币超发之后主要游走于国内经济体系，无法通过国际管道“泄洪”。因而近年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暴涨，居民通胀压力急剧提升，金融体系的膨胀速度大大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较低最终导致本国的货币超发无法通过国际渠道化解，难以将本国的经济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
　　其次，如今美元等国际货币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的管道已非常普遍。发达国家量化宽松除了直接输出通胀，通过本币贬值获取出口优势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掠夺途径，那就是进入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获取高额收益再回流发达国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案例。目前通过地上地下进入我国的海外资金已不在少数，国内由于货币超发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位很可能被发达国家资金用于做空牟利，甚至可能推动资金流出中国，给我国经济金融造成巨大的冲击。
　　考虑到只有拥有国际货币地位的货币才有真正的对冲货币膨胀的能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货币对抗中处于天然不利的地位，因而必须及早识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加拉德等人“货币战言过其实”的遁词，及早建立有效的国际货币流动防火墙。有了这道防火墙，一方面限制投机性资金的快速进出，另一方面抓紧稳定国内经济形势，及早化解诸多经济矛盾，消化房地产泡沫，不给国际炒作资金以口舌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