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一个上下关注的热门话题，一种风起云涌的发展热潮。春节前后，因为回乡过年和专题采访，本报评论员们在湖南常宁、浙江诸暨、四川罗江、河南罗山、江西于都等地，通过实地调研，感受城镇化带来的变化。基层群众对城镇化有哪些强烈期待与诉求？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哪些突出难题与困惑？
“城市的骨架拉开了”，在湖南常宁市，从干部到市民，在对回来过年者说起家乡变化时，都忘不了加上这么一句。这座曾经一顿饭工夫就可以横穿的小县城，现在环线有了、广场大了、楼多了、街宽了、灯亮了，处处显露着向大城市看齐的雄心。短短几年间，常宁城区面积由不足10平方公里扩至近20平方公里，人口由不足10万增至近20万。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少人从外面回来，迷失在楼群车流之中，找不到回家的路。
昔日的县城集镇变身为现代城市，曾经的农民开始过上市民生活，常宁这一滴水，折射的是各地普遍呈现的发展图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一座座城市崛起的背后，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土中国”消解，厂房遍布、楼宇林立的“城市中国”兴起。这是今日中国极为醒目而深刻的变化。
然而，不断拉开的城市骨架，是否能容纳“新市民”的梦想之翼？一位种了几十年水稻的新市民说，进城不只是换个地方，更是换个活法。村头闲聊变成广场漫步，坐便取代蹲坑，大超市冲击小卖部，城镇化的时代洪流一改农村长期封闭、单调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城市起来以后的新问题不容忽视。
规划落后、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学校人满为患、公厕难找、停车不便……从实地调研和乡亲们的“吐槽”中，我们体会到“城市病”不只是大城市的困扰，也在向一些中小城市和新兴城镇蔓延，成为普遍的难题。一个城建部门的干部坦言：去年夏天北京的暴雨下得我们心惊肉跳，这里的下水道也很脆弱，一出事搞不好就是大事。
一面是新城崛起的光环，一面则是城市生活的愁烦，复杂的现实其实在拷问：城市骨架拉开以后，有哪些“血肉”需要填充？城市物理外观改变之后，居民生活能否同步提升？
“没那么多弯弯绕，农民进城，就想像这春联上写的：安居乐业。”年前，一位挑着担子卖菜的老农的话，虽然直白，却道出了对城市生活的朴素期待。
人们的期待下，现实的短板更显突出。如果说种种“城市病”反映城市功能不全、百姓生活不便，那么城市发展的误区则挤压着人的发展空间。调研中我们更发现，城市建设铺摊子、摊大饼等做法还较有市场，不少基层干部面对大片“有奠基无下文”的项目用地也是忧心忡忡。相比城市资源的空置，群众权益的“悬空”更让人忧心。
“地卖得差不多了，钱就那么点，将来怎么过？”只有“一笔买断”的价格，没有生活出路的安排，让不少失地农民“上了楼却发了愁”。同样，许多农民工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却无法享受教育、医疗、社保等“同城待遇”，难以真正融入城市。透过这些现象，一些城市发展中“见物不见人”“增量不保质”等误区凸显出来，尤其是土地制度弊端、户籍制度壁垒等，已经影响到城镇化向前推进，进城路上还需爬坡迈坎。
就像高楼不是城市的全部，城镇化率也不是城镇化的唯一指标。拉美一些国家城市化率也很高，个别国家甚至达到80%，但由于解决不好产业和就业问题，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出现了大片贫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采访的浙江店口镇、四川罗江县，虽然都是资源匮乏地区，但因工业化基础扎实，反而成为城乡统筹典型。而一些地方由于产业空心化，城市泡沫破灭，唱起了“空城计”。
国内国际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产业支撑与权益保障就像人字的一撇一捺，构成了人的城镇化最为重要的两大支点。今天的中国城镇化迫切需要实现“从物到人”的路径转型。采访中，一个40多岁农民工的反问发人深思：拿到城里房子的钥匙我用了10年，但拿到城里的户口本，我还需要多少年？
他的问题，也是城镇化时代的社会问题，更是执政者们需要努力破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