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学界有关成立改革协调机构或恢复体改委的呼声一直不断，尤其在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后，这一呼声更强烈。而在主张成立国家改革委的学者中，又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参与过改革设计的经济学家为甚。
　　例如，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吴敬琏、曹远征、张维迎等学者呼吁中央尽快建立改革研究班子，研究制定总体改革方案。吴敬琏表示，研究班子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根据各子系统之间的配套关系和合理顺序，把今后若干年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若干阶段，形成各阶段改革的“最小一揽子改革”总体方案。曹远征建议，建立改革委来设计并监督改革的执行，避免改革时机被贻误。而张维迎则干脆把成立国家改革委作为“是不是真改”的最重要标志，并建议改革委主任应由总书记或总理直接担任。
　　即便不说全面改革，单以经济改革论，接下来的改革也会是一场硬仗，因为改革的对象是整个社会都清楚的既得利益集团。谁是既得利益者？现在主导改革的经济管理部门即其一。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者基于自己曾经参与改革研究和设计的经验，认为要打破既得利益对经济转型的阻碍，就应该由中央来主导改革进程，主抓顶层设计，因此，有必要恢复或新成立一个利益相对超越的国家改革委之类机构，来具体负责改革的规划与推进。
　　原则上，笔者也赞同成立这样一个部门。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从中国改革和发展要实行的目标和任务，以及当前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和瓶颈看，改革的确要加强统筹协调，从全局和更高的层次去规划和部署。自然，有此改革协调部门比将改革的推进力量分散在不同部门无疑更有力量。
　　然而，理论上的可行性落实到现实层面就须注意一系列条件和要求，否则可能南辕北辙。就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言，要顺利推进，是有前提条件的，它包括对于改革要达成的目标及其路径，有基本共识；改革的动力比较充足；改革设计者有着较强的改革意愿和能力等。这些且不谈，“顶层设计”由谁来设计，如何设计，以及设计的内容是什么，也决定着其成败。
　　许多人在谈“顶层设计”时，不假思索地以为，“设计”改革的自然是“顶层”，也即中央。但中央是个集合概念，中央里又由谁来专司改革的设计？是否有改革的意愿和推动能力？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由谁来“设计”改革决定着改革对谁有利。毕竟，改革不是在真空里进行。
　　过去的体改委之所以能发挥改革推动者作用，除了当时那些参与改革设计的领导和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跃于学界——具有理想主义的情怀外，根本的原因与早中期改革的方式有关。总的来讲，这个阶段的改革特征是放权让利，大家都能受益，它属于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式改正，且因为改革进行不久，改革的既得利益刚刚生成，还不是很强大，因此，很多改革措施能比较顺利出台——这么讲，丝毫没有抹杀体改委功劳的意思。
　　但现在，内外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巨变。且不说在利益的光谱上各种颜色都有，社会分化很厉害，被选进参与改革研究的学者是否有当年那些学者的理想情怀，估计是要打问号的。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成立一个改革研究班子，哪些人应该参与，他们是否能做到超越本阶层或集团利益，真正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提改革建议？
　　从目前的情况看，反对改革者，除众口一词的既得利益者外，可能就是普通老百姓了。老百姓为什么反对？当然是各种伪改革使得他们担惊受怕，从而败坏了真改革在百姓中的名声。这样，要百姓支持改革，在改革研究班子中，最好是直接吸收基层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参与班子，但这大概不可行。所以，那些被选中的学者主要面对的可能还是各利益群体。他们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不受利益群体的诱惑；当他们基于社会公平而提出的政策建议与利益集团冲突时，能否抵住压力，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
　　因而，我的看法很明了，要成立改革研究班子，进入这个班子的人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本身是改革凝聚共识、集思广益的需要。选好了这些人后，还必须建立一个过滤机制，使他们能够免受既得利益者的“渗透”和攻关。做不到这点，先不要急着成立。倒不如像一些学者建议的，建立一个重大政策的民意调查机制，因为现在的改革，尤其是重大改革，要绕开民意是断不可行的。而目前对民意的调研很窄，且易被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