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在转型，中国经济也要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必然与经济转型同步。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从重视增长的数量转向重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专家和管理者的共识。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国际趋势。在2012年6月联合国“里约＋20”会议上，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被确定为议题之一，可以认为是世界经济转型的标志和方向。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绿色低碳转型不仅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最近覆盖我国东部地区的雾霾天气，为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我国不能再走以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重污染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了。如果再以资源廉价出口换GDP，把GDP作为发展的全部，造成人们口袋里的钱多了但空气变脏了、河水变黑了，就与发展本意背离了；这样的发展结果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时代特征。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与此相对应，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应成为我国加快发展的重点。
　　从起源看，绿色经济（GreenEconomy）源自1989年经济学家皮尔斯等人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BlueprintForAGreenEconomy）一书。该书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应耗竭自然资源导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也不应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生态危机和社会动荡。与绿色经济内涵类似的生态经济在我国得到大力发展，黄河三角洲和江西鄱阳湖已被批准为生态经济示范区。可以认为，发展生态经济的目的，是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与此相对应，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应成为我国加快发展的重点。
　　循环经济的内涵我国已有法定表述。《循环经济促进法》将之界定为：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减量化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是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也可以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组件和部件使用。资源化是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进行再生利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发展循环经济进行了整体部署，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推进的试点区域也取得明显进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核心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理念是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目的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统计指标是资源生产率。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端于能源战略调整，核心是提高化石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利影响。国际社会关注的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问题。气候变化深刻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在讨论绿色和低碳时应当明白，低碳的不一定是绿色的，绿色的也不一定是低碳的。如太阳能发电原材料多晶硅的生产，属于高能耗、重污染的范围；又如电厂脱硫虽然是绿色的，却增加了能源消耗，因而并不低碳。严格地说，设计过多的环节或建设多余的研制过程，势必要增加耗能和排放。因此，减量化应注重减少多余环节和过程。
　　国内外对 “绿色”内涵的理解并不相同。发达国家强调的绿色是温室气体减排，我国的绿色侧重于二氧化硫、化学耗氧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减排。应该明白，发达国家是在解决了局部性环境问题（如扬尘、噪声等）和区域性环境问题（如河湖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等）之后，才将二氧化碳减排摆到优先位置，毕竟“春江水暖鸭先知”。基于“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原则，污染治理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优先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我国的环境污染，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全球环境，因为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绿色经济从环境友好角度评价，循环经济从资源产出率角度测度，低碳经济从碳生产力角度考量；提高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也就减少了废物（包括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可以说，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并行不悖，均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实践。
　　经济转型，或者说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按照吴敬琏老师的说法，这个问题提出已有30多年时间，即使按“九五”规划提出这一要求算起也有16年了，然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所决定。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还有不少贫困人口，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农村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发展依然是第一要务；能源特别是一次能源以煤为主，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成本压力巨大。扭转这种不协调、难循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有人认为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太超前了，有人认为我国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还不到时候，有人担心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设计的“陷阱”，此类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挑战也是机遇，压力也是动力。难道只能跟着别人走而不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吗？显然不能！因此，应当用发展的思路而不是停止的办法解决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尽可能“弯道超车”，应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理念。绿色低碳转型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极大机遇，对于缓解资源环境矛盾、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转型包括传统产业转型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方面。绿色低碳转型，不是要淘汰钢铁、建材等高耗能产业，而是使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加节能和环保。应该承认，在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偏高，低能耗低污染的服务业比重偏低；在工业结构中，重化工业占工业比重明显偏高。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城镇、新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消耗钢材、水泥、电力等。钢材、水泥、电力这些产业既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产业，也是无法从国际市场获得足够产品的产业，即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以此为理由，千方百计地推进重化工业发展，那么我国的资源就会支撑不了，环境也会容纳不下。通过生态设计、清洁生产和环境的全过程管理，将单位钢、水泥等产品生产的能耗降下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效益，降低单位经济活动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
　　经济转型可以产生新的增长动力，形成新的增长点。近阶段国内外发展较快且有很大潜力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产业，大多数是低碳产业。如果以碳排放强度划分，农业特别是传统农业是低碳的，但人类不应也不能回到农耕社会，而应改变浪费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服务业是低碳的，但服务业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产业结构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2009年以来，我国的光伏产业、风能产业发展非常快，在遭受西方国家的 “双反”调查和国内产能严重过剩的“双向”挤压下，企业困难重重。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投资回报周期长、成本高等特点，但却是投资未来、为子孙后代发展奠定基础的产业。因为地球上的能量主要来自太阳，即使煤炭等化石能源也是在地球形成过程中植物吸收太阳能并储存在地下的能量。因此，高效利用太阳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近年来，国家通过调整政策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上了一个台阶，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也提升了服务业比重，优化了产业结构。
　　迫切需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科学制定城市规划，控制人口规模，优化功能分区，推动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卫星城的协调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这一点已成为国际共识。加快推进城镇建设仍将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我国每年增加1000多万城市人口，这样的城市化规模在世界上尚无先例。城市可以使人民以较低的成本分享发展成果，但城市化过快也会出现不协调问题。我国每年因城市化减少土地数十万公顷，一些地方见不到粮田，基本被水泥或沥青覆盖了。我国历来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通过开发抛荒地、沙滩地等，即使在数量上能做到“占一补一”，在质量上也难以达到粮田要求；粮田减少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一些地方地卖了、楼建了，但车间不多，大楼里住的人不多，这种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实质是预支甚至透支发展成果。一些地方的小区还没有住人就推倒重建，“今天建明天拆”，“拆迁队”跟着“建筑队”不仅导致耕地被大量占用，也浪费了资源和资金。房价居高不下，一些地方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与楼房空置率偏高并存；一些城市雾霾天气多发，一些城市 “潮汐式”交通堵车现象突出。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一些企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地、过多地侵害进城农民和被拆迁群众的利益，这些“城市病”如果不能有效治理，可能会诱发其他社会矛盾。因此，迫切需要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科学制定城市规划，控制人口规模，优化功能分区，推动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卫星城的协调发展。尽量少建高层、超高层大楼，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础设施。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改善农民工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并逐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加强农村饮水工程、公路、沼气建设、电网和危房改造；建立包括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的公共财政保障基本制度框架，推动城镇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进入农村，形成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协调发展格局。
　　经济转型、绿色低碳转型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创新机遇，我们应当有所作为。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享有全球化、制度安排、产业结构、技术革命等后发优势，但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不得不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利润微笑曲线”低端，不得不在资本和技术上处于依附地位，甚至被发达国家转移的资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锁定”。因此，应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开发绿色低碳技术，参与新的“游戏规则”制定，为我国可持续发展获得必要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权利。应以提高资源产出率为核心，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技术、资金和其他资源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只要有了适合的战略、政策和机制，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可以跨越发展阶段，而且还能拓展技术和经济发展空间，占领道德制高点，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