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影子银行主要指那些“有银行之实，却无银行之名”的纷繁芜杂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涵盖对冲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结构性融资工具等所有非银行金融领域。相比西方，中国的影子银行通常被认定为除银行信贷之外，诸如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证券公司集合理财、基金公司专户理财、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典当行、票据公司、民间借贷等其他几乎所有融资渠道。由于受可得统计数据掣肘，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于三大领域：以理财产品为主的银行表外业务、信托及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民间金融。
　　中国影子银行的井喷式规模扩张缘起于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惊人，2009-2012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呈指数级增长。据《2012中国影子银行报告》披露，在扣除不同计算口径下重复计算部分后，中国影子银行的总体规模已超过21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产品、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和委托贷款合计达11.8万亿元，占比过半；非银行金融机构渠道提供的影子银行规模约为5.2万亿元；非金融机构渠道提供的影子银行规模升至4.5万亿元。
　　研究表明，相比传统银行，影子银行一般蕴含相对更高的金融风险。欧美模式下，影子银行的融资以证券化金融工具为主要媒介，杠杆率极高。如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纳入表外负债口径计算的美国五大投行杠杆率迫近90倍。而且，影子银行在银行信用基础上进行证券信用创造，最终显著放大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加之无须像传统银行那样接受严苛监管，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可想而知。“中国式”影子银行风险在2012年以来引起较多关注，标普、穆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机构或组织均表达了对中国式影子银行潜在风险的忧虑。
　　实践中，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占“中国式”影子银行规模的半壁江山，银行理财产品主要以“大资产池”模式管理资金，目的是应对影子银行的期限错配，即“短借长贷”疾患。“大资产池”模式的风险无非在于“当理财资金所投资产出现系统性质量问题，或投资者对理财产品丧失信心以致银行不能借新还旧时，资金链条可能断裂进而模式终结”，或者是“资金池资产方的投资收益率显著低于负债方的投资收益率，致使理财产品难以还本付息，引发系统性违约”。但实际上，至少仅就“显性银行系”影子银行而言，2013年“中国式”影子银行的违约与资金链断裂概率在降低，大可不必过于忧虑其潜在风险。
　　首先，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先行指标已现连续五个月上行，官方制造业PMI指标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四个月运行于荣枯分界线之上，非制造业PMI指标持续小幅爬升，多种领先指标走势的向好均预兆了宏观经济的企稳回升正日益稳固。影子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处于系统性改善之中。
　　其次，近期公布的2013年1月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多增，新增人民币贷款创下近三年来新高。虽然全年社会融资总量、新增信贷大幅增长的概率较小，但总体规模肯定不会低于2012年。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紧绷的资金链条将有所缓解。
　　第三，去年10月以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大幅跃升，累计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当前这一势头仍然保持，作为影子银行重要收益支撑的企业盈利已有所改善。此外，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与GDP之比远低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2012年公布的全球水平（111%），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式”影子银行的规模并未过度膨胀，短期内出现集中崩塌的概率并不大。
　　尽管“中国式”影子银行出现系统崩溃的潜在概率不大，短期内不至于造成系统性风险，但其发展中存在的“野蛮生长”问题却不容忽视。透过欧美国家影子银行的发展经验，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只有不断健全和强化金融监管，才能促进“中国式”影子银行体系持续健康发展。一是要进一步厘清和协调各级监管机构及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促使监管“错位”尽快“复位”，杜绝监管真空，构建更加完善、协调、统一的监管体系；二是在监管框架内引导影子银行资金更多地支持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力避“脱实就虚”，在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中，释放影子银行应有的“正向功能”；三是针对那些顺应政策导向的影子银行，给予资本充足率等差异化监管要求，增强行业发展的规范性；四是敦促影子银行机构完善内控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和全面风险管理，提升防控与抵御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