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就在全球各大经济体纷纷宣布新一轮量化宽松的时候，有媒体称中国货币超发现象也很严重，去年中国新增货币量接近全球的一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对此，专家普遍认为，这种说法太离谱，过于片面。中国是否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不能仅仅依据一种数据就想当然，判断货币是否超发一个可靠的指标就是看物价是否稳定，而货币政策的好坏，关键在于是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相适应。
有关中国货币超发的问题连日来成为各方热议的焦点。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M2（广义货币）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1/4，是美国的1.5倍。尤其是M2与GDP的比例高达188%，创下历史新高，而同期美国M2与GDP的比例为63%，仅为中国的1/3。二者间较大的差距，使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然货币严重超发，这也成为了一些媒体把“全球最大印钞机”的高帽送给中国的最主要依据。
对此，专家认为，表面上看，用中美数据作对比，这个结论貌似有一些道理。但若要从理论层面去分析，或做更大范围的国际比较，这个判断下得多少有些草率。尤其是仅以M2数量庞大及与GDP比值偏高就“确诊”中国货币超发，显得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这种论证没有考虑各国货币供应统计口径差异、融资结构区别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等因素。
“即使中国目前的发钞量比较大，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简单地作出中国货币超发严重的判断。”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只能说合理的发钞应该同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相适应，比如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再次增量发行就是一种过度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由于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要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看来，中国M2与GDP比值较高由来已久。造成这一比例较高的原因，一方面与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相关，以往很多非市场交易的产品开始进入市场，自然需要更多的货币；另一方面是与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相关，社会融资结构中大部分的融资来自银行，M2必然很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分析认为，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货币需求水平不断上升，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平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M2与GDP之比不断上升。其次，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出口高增长以及累积的外汇储备，已经严重改变了货币创造的机制和供给结构。最后，高度投资依赖也是推动货币被动超发的重要原因，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国有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金融资源效率下降，维持经济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信贷和货币投放。
事实上，“货币超发”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中国货币化过程存在着与其他国家迥异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基础，其核心是政府主导要素货币化分配，国际资本循环下的“被动创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张茉楠表示，如果不通过深化改革，更多地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不改变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促进金融领域全方位变革，中国的货币超发现象仅靠央行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是很难改变的。
周小川指出，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和其他事物一样，它肯定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货币政策有时间滞后性，有些效果不会马上显现，有些现象也会滞后反映出来。宏观经济调控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需要适当加大力度，危机过后则需要一些反向的调整。
张茉楠表示，就货币论货币永远走不出货币的迷局，必须“跳出货币看货币”，淡化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模式，改变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促进金融领域全方位变革，这样货币超发的局面才可能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