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内，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始终维持在30%左右。2000年，美国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仍占全球比重的30%和16%左右。2007年暴发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今天，美国这两个重要指标已降到20%多一点和10%左右，整体实力大幅萎缩。
　　不但美国经济实力的全球地位在下降，其国内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2013年开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以“美国转向欧洲人——破裂的制度、卑鄙的交易且看不到出路”作为封面专题，辛辣剖析美国两党政治处理诸如“财政悬崖”等问题所暴露的制度性弊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理查德·沃尔夫更是放言，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动荡不应被理解为金融危机或债务危机，而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是华尔街和中产阶级的危机，是金融业和工业的危机，是出口和劳务市场的危机。因此，可以说美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债务问题和经济复苏乏力，反映出的是美国经济制度的危机。从长期来看，这种制度性危机无疑还将加速美国的衰落。
　　2012年底及至今年初，美国刚刚经历了疯狂的“财政悬崖”冲击，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就增税和削减政府支出的争吵一度剑拔弩张，直到美国已“技术性坠崖”后，才算勉强达成暂时性协议，避免了“财政悬崖”将带来的无法承受的结果。
　　虽然通过了针对年收入不高于4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的低所得税税率为永久性税率，年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的所得税税率从35%上调至39.6%，将联邦失业救济福利延长至2013年底。虽然经过妥协解决了对富人增税的问题，但削减财政赤字以及美国政府债务上限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所以，“财政悬崖”警报事实上依然没有解除。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到2012年年底，美国政府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84%，而2016年将提高到近90%。美国政府债务水平将再次触顶。截至2012年底，美国政府债务已触及16.394万亿美元的上限。尽管过去30年美国已40次提高债务上限，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提高债务上限次数仍将增加。在本月或下月的某个时候，白宫可能将不再有筹资余地，到时假如不提高债务上限，势必无法支付社保、军人工资及其他林林总总的费用。
　　美国的社会福利加剧了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已危及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1年，美国用于社保和医保的资金总额超过了万亿美元，占当年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据有关部门的报告，到2037年，社保基金将全部耗尽。从福利开支角度观察，美国的福利开支大幅攀升，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到2020年，美国“婴儿潮”一代都将超过65岁，这意味着近乎20%的美国居民超过65岁，将导致政府在社保、医保及医补上的开支将急速飙高。估计2010年至2019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总额将高达7.1万亿美元，到2035年，联邦债务将占GDP的180%，美国财政体系将处于崩溃的边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虽然投入巨额资金救市，并采取了多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长依然缓慢，复苏乏力。时下，美国经济恢复依然十分脆弱，加税和削减政府开支可能把美国再次推进经济衰退，并将拖累世界经济。
　　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来，最富有的1%美国人收入增长超过25%，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以前通常是其员工的30倍左右，而眼下则达到110倍以上。与之相对应的是，过去10年多数美国人收入下降了6%，中产阶级规模为此在不断萎缩。华尔街的大银行、大财团贪得无厌，私人获利而让社会承受损失，造成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普通民众却生存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重压之下。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已享受到‘经济复苏’的成果，而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却至今仍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中挣扎。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2010年情况报告显示，美国2010年约有46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2009年增加260万人，这是195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贫困率为15.1%，创下1993年以来新高；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为2050万人，为36年来最高规模。
　　奥巴马第二任期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开始的，各种经济问题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这位在保健医生眼中过去四年老了八岁的总统头上，随时都可能坠下。通常，进入第二任期的美国总统没了寻求连任的压力，政策施展空间会扩大。奥巴马能否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改革，在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留下他的印记，就看他如何面对这个重大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