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地方“两会”,很多省市在提出未来五年及2013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设定了较高的居民收入增长目标。根据这些增长目标,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可能在部分省份提前实现。 设定增长目标,比如GDP翻一番等等。这是由后发追赶形态决定的,而“后发”也决定了中国增长空间的潜力巨大,得益于政府有计划的目标与政府调动包括制度与自然资源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增长保持奇迹般的增长速度。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上创造了全球第二的成绩,收入分配不公正却成为一大挑战需要及时应对。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到2020年人均国民收入倍增的计划,以实现包容性增长,让全体公民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 现在的问题是,在收入倍增计划之下,更需要及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如果继续强调GDP增长优先,会让公众担忧分配公正恶化。因为人均国民收入倍增必然是由经济成长主导,其实现必须基于高速经济增长带动国民收入增加。所以,在增长的基础上,后续的分配尤为重要。 在过去十年,国民薪酬收入的GDP占比持续下降,更多的财富通过税收流向了政府以及企业利润留存,这种格局又为政府和企业不断的投资提供了可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由于中国大部分人口属于中低收入者,薪酬收入过低又导致中国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衡。想要修正失衡,必须增加国民收入以提高消费能力。 收入分配不公正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权利的不平等。因为,如果仅仅从法定的薪酬而言,中国各群体差距并不太大,造成差距大的原因是一些群体的灰色收入以及额外的奖金与福利。而真正市场部门的由能力决定的高收入者,也要缴纳很高的个人所得税与个人承担的社保,但对灰色收入与拥有特殊福利群体而言,他们不用承担过多税收与社保。 拉大贫富差距的还有资产性收入,在过去的十年,地产价格飞速增长,行政、事业以及国有机构等部门,在住房货币化改革中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公共住房,这些住房大部分位于城市市区,其增值收益暴涨。同样在过去十年,货币存款利率至少有一半时间为负,这种局面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创造了条件,因为富有者可以通过抵押贷款购买更多的地产,而穷人积累首付则必须不断储蓄,但往往储蓄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这出现了富有者占用了穷人储蓄收益,并在房产升值中大发其财,而房价上涨又让更多的穷人受伤。 因此,收入倍增计划必须与收入分配改革结合才有意义,实现“中位数”的增长,而非人均增长。不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的收入倍增计划,效果不会很好。而要实现更公正的分配,首先就需要打击腐败,改革垄断企业,并大幅减税,在过去十年,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GDP增速的局面,应该被改变。 在创建更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基础之上,中国还必须保持较高速的增长,才能实现收入倍增计划。那么,这就要求政府不能继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因为若要靠投资支撑,政府必然会继续征收较高的税收,土地财政还会继续,原有的发展模式仍然不会改变。 也不能继续以较低的利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因为这种刺激式增长有很大的水分,通胀威胁在过去几年挥之不去,在两位数的GDP增速下,人们仍然无法承受3%-4%的CPI,说明增长并没有惠及普通大众,通胀成本令人担忧。除了收入倍增,解决高物价问题也会提高民众的支付水平。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后,国民收入增长停滞,但生活水平并没有恶化,因为物价也冻结了。 由于劳动力供需出现了拐点,在过去的几年,基础工资被迫出现持续的上涨,但并没有出现大量失业现象。这说明中国工资性收入可能出现刚性的上涨过程。政府要做的应该是,逐步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让市场配置要素以提高经济效率,鼓励创新,开放更多的垄断性领域,让市场拥有更多的自由与活力,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公共领域的投入。因此,政府撤出市场转向民生,是中国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前提,也是实现更公正的“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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