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人民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公车使用费用严重超标，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在“三公经费”中占大头。据统计，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当年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支出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达到59.15亿元，占“三公消费”总数六成以上。全国政协委员杜黎明称，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
　　公车购置及运行费是“三公经费”里的大头，“三公”瘦身，首先得从公车控费开始。围绕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少尝试，改革版本很多，一些地区也确实实现了费用瘦身。但这些零散的地方试验，无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所以，公车改革启动了将近二十年，制度性路径仍不明朗。
　　公车开支过大，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管住了钱，也就管住了车。这和治理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是一个思路。而要管住钱，只能在财政预决算问题上做文章。通过严格的财政预决算机制，让公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具体对应到部门、车辆和个人。换言之，公车改革先要明确每辆公车的购置和运行成本，在实际成本上得出理论成本，同时收紧预算，以理论成本设定预算上限，超出预算部分，公款不再埋单。要做到这点，财政预决算必须充分细化，同时公开每辆车的费用明细。
　　车辆具体成本可控，前提是公车总支出和总数量很清楚。但是，中央和地方相继公布了“三公”支出的三大项，公车开支总量透明了，公车数量却不明确。北京在2011年率先公布了公车总量，其他地方却跟进者寥寥。《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发布后，公车支出纳入预决算管理，公车改革前进了一大步。但数量没弄清，公车管理的预决算还是显得粗放。在一个大的支出类别、项目下，别说公众，就是审核预决算的各级人大，也很难知晓每辆车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关于公车数量，其实媒体和公众追问不少，但正面回复不多。即便在深圳这一改革前沿阵地，记者询问公车数量时，相关部门还是顾左右而而言他。目前公车总量如何，只有流传版本——“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已达200多万辆，每年消费支出1500亿-2000亿元”。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数据真实性有待考证；二是落实公车改革，还是具体地区、部门的事。预决算里所匹配的公车总量，是具体地区、部门的总量，某地区、某部门有多少车算清楚了，预决算管理才有针对性。
　　现在，地方公车改革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货币化，一是集中管理。前者是将公车开支转化为合法补贴，后者是公车上收，组建公务交通服务车队，两种模式都未能正面解答公车数量的问题。公车总量不明，每辆公车的实际成本也就不明，实际成本不明，理论成本更无从确定。在这个背景下，改公车为车补，或者专业车队，总成本可能得到了控制，但是不是降到了合理的尺度之内，还是未知数。
　　因此，公车改革，前提是公车数量脱敏。每个部门、地区，公车开支是多少要说清，公车数量是多少也要说清。监督权必须是具体的，预决算也要充分细化，离开了这个前提，公车改革就很难真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