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讨千元工资，得开9种证明；“来4次还嫌多，还有20多次的呢”……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尽管多部门联动推动“清欠”工作取得效果，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倍感无助与无奈，频繁遭遇“弹簧门”。
　　每到岁末年终，便会出现农民工讨薪的高潮，种种无良拖欠的细节，种种哭告无门的窘迫，以及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艺术”都会集中涌现。事实上，农民工一旦遇老板不淑，遭遇恶意欠薪，往往会遇到三种情况：一种是被强势的欠薪者轰赶，甚至殴打；一种是进入了司法程序，经过漫长等待打赢了官司，可是仍被资方以各种理由拖着不付，或者以“上诉”为名把官司拖进下一个回合；还有一种是求助于劳动仲裁部门，随之掉进了“程序迷阵”。沈阳一位勤杂工为讨千元工资，被劳动部门要求填写多个表格，出示9种证明：“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公司登记情况咨询卡”、“仲裁争议申请书”、“劳动争议案件证据清单”……否则不予立案。也就是说，遭遇欠薪的农民工要么依凭个人力量与用人单位或无良老板去抗争，要么就得适应另一套完全陌生的话语方式，才有可能获得有关部门的臂助。
　　然而，想在“程序迷阵”中突围不易。一方面，农民工多数都文化水平有限，平时以体力劳动为主，看见表格和文书就会犯晕，想把那些证明材料的名目搞清楚都难，更不要说进行严谨、正规的填写。如果办事窗口的工作人员态度友善、悉心指导，他们或许还能顺利完成，然而他们在办事大厅的遭遇往往是：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一字写错就打回重来，面无表情的回避和推诿。如果他们有自己的律师也行，但有几个被欠薪的农民工雇得起律师？
　　更严重的问题是，仲裁部门所要求出示的某些证明，本就极难取得。农民进城打工，限于自身的知识、视野和处境，往往没能与用人单位签下规范的劳动合同，这就为事后取证出了大难题。用工协议、考勤卡和工资单可能原本就没有，也就无从获取。即使有些证明能补开，那也需要用人单位的配合。然而单位和老板既已铁了心欠薪，怎么会谦恭友好地出具相关文书，以便让讨薪者告赢自己？
　　几年前，在河南尘肺病患者张海超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职业病鉴定中的程序悖论：工人要想证明自己患了职业病，需要用工单位配合出具相关证明，有鉴定资质的医院才肯接单。这个“与虎谋皮”的政策设计，直接导致了职业病鉴定的“死循环”，张海超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冒险“开胸验肺”。现在，讨薪的农民工遇到了相似的困境，仅仅立案一关就很繁难，而立案之后能否讨回薪水还在未定之天。
　　从“勤杂工讨千元工资需开9种证明，遭多部门踢皮球”的报道中，我们隐隐感觉到：在某些地方，相关工作人员用文书门槛和程序迟滞，将讨薪者置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尴尬中。他们在拖延和等待中很可能失去耐心，自行作罢。这就不免让人生疑：有关部门的立场是否站在农民工的一边，究竟有没有诚意帮助他们？工作人员做事的出发点何在，究竟是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拖掉问题？没错，办任何事情都要讲程序，基本的情况登记和信息甄别是必要的，但程序究竟是服务于人还是成了推挡工具，从程序本身的合理性和工作人员的态度上，不难分辨出来。
　　农民工讨薪是个老大难问题，他们自身的力量微弱，政府部门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办法不是没有，事前可预防：有专家建议设立“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用人单位事先向工会缴纳保证金，如有赖账之意，则从保证金中支付工资；事后可严惩：政府部门手握处罚权，恶意欠薪一旦查实，就对相关企业和个人课以重罚。重要的是，相关部门要在其位、谋其政，以帮农民工讨薪为己任，建立维权的绿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