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伴之而来的大萧条极大地摧残了美国经济和千百万民众的生活，然而美国终将从创伤中复苏，并完成大范围的经济转型。欧洲也会经历类似的回暖进程，但将需要更长的时间，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美欧都将从危机中增强自身，因为危机触发了广泛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财政、银行系统、制造业以及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变革。这些改变也验证了，全球资本市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足以促成常规政治手段无法实现的转变，进而使得美欧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龙头。
尽管危机可以激发改革，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的伤痛是值得的。失业和政府紧缩政策使大西洋两岸备受煎熬，危机也导致收入不平衡程度加深，社会结构更为脆弱。但这些都是眼前的伤痛，危机引致的社会经济转型将在长期中发挥效力。
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认为，相比商业周期而言，金融危机带来的衰退的复苏更为缓慢和动荡，美欧的复苏进程也印证了这一论点。然而从历史中看，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更加繁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苛刻的救助计划、改进金融体系、增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之后，经济出现腾飞。
1994年比索危机之后，墨西哥经济一直表现良好，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发生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同上述危机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即资本市场排斥旧规则，进而引发经济结构调整。
房地产市场重获生机、能源领域出现革命性技术、银行体系得以改造、制造业行业更具竞争力，这些因素将会支撑美国经济在未来的增长。同时，奥巴马的再次当选和财政悬崖也促使美国缩减赤字，为国家债务寻找出路。
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重创之后，现在有望成为持续的增长点。历史上，每当美国房地产长期下行之后，都会反弹到很高的水平。2000年至2004年间，美国平均每年新建单户家庭房屋140万套，危机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50万套，房屋销售数据下降了三分之二。1980年到2005年中，住宅投资约占GDP的4%，而2008年后平均仅占GDP的2.5%。
尽管房地产崩盘对众多无力偿还按揭贷款的民众而言不啻于一场灾难，但也清除了过剩的产能和膨胀的需求，从而银行得以提高抵押贷款承销标准，证券化市场和住户对抵押贷款和住房权益融资的态度也更加理性。如今房地产市场已面临拐点，标准普尔/凯斯席勒20个大城市综合指数自2012年3月后涨幅逾8%。房屋供给的减少、抵押贷款渠道的宽松、人口增长以及新家庭组建比例的回升将会推动住宅价格继续反弹。住宅投资在接下来的5年中有望增长15%~20%，仅此一项就可为美国GDP年增长率贡献1个百分点，增加约400万个就业岗位。
第二，新技术将开启美国油气生产的新纪元，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技术彻底改变了油气开采现状。2012年美国天然气产量达到650亿立方英尺/日，较5年前增长25%，为历史最高纪录，页岩气对此贡献最大。美国的原油产量也突飞猛进，2012年美国原油和其他液态碳氢化合物的产量增长7%，达到1090万桶/日，为1951年以来的最大年度涨幅。
美国能源部预测2013年美国液态碳氢化合物产量仍将增长50万桶/日，国际能源署则预测美国将在2017年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能源行业的繁荣可能在接下来10年中推动美国GDP增长3个百分点，并增加约300万就业。美国有望将石油进口量缩减三分之一，改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油气产量的增长，美国消费者人均每年可节省开支1000美元，为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提供额外动力。
第三，2008年后，美国银行资本结构调整不断推进，银行资本和流动比率的改善超过预期。各大银行均通过了美联储的压力测试，并提前达到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要求。中型银行的状况更加喜人，多数银行迅速剥离了不良资产。大银行和中型银行从公共和私人部门中补充了大量资本，并调整了管理团队，市场关于银行体系稳定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已经烟消云散。
美国银行业的贷款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企业的未偿还贷款高达1.45万亿美元，过去4个季度均呈两位数增长，消费信贷也增长迅速。信贷规模在接下来几年中仍将持续扩张，继续推进GDP增长。
第四，金融危机倒逼美国制造业提升效率。尽管其他工业化国家生产成本持续增加，美国的单位生产成本较10年前降低了11%，中美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不断缩小。2010年后美国制造业新增就业50万人，并且这一增长态势仍将持续。汽车行业是美国制造业的转型的最好体现，2005年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每小时劳动成本比外国制造商高40%，而现在双方成本基本持平，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三大汽车公司重新收复在北美的市场份额。
房地产市场和能源行业的复兴有力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住宅建设以及相关的工业品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市场，油气价格的下降也会降低制造业的成本。
最后，华盛顿当局解决国家债务问题的可能性提高。奥巴马将削减赤字作为新任期的首要任务，共和党在选举中失利，他们的反对增税的诉求缺乏公众认可。双方达成削减赤字协议的可能性提高，将有力提振企业和投资者信心。
相比美国，欧洲目前从危机中脱身，实现更加繁荣的增长的难度更大。这一方面由于欧洲债务和银行业危机爆发较晚，另一方面，欧洲需要统筹区域内不同国家的诉求。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大多缺乏弹性，因而欧洲是否能借助危机实现大范围的经济结构转型尚未可知。但经济调整是欧洲的必由之路，欧元区也不断做出艰难但积极的尝试，逐步迈向财政同盟，推进银行业改革，提升各国出口竞争力。
欧洲也有在金融危机中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实现强劲增长的先例，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瑞典。1992年，瑞典银行系统出现危机，失业率攀升至12%，进而导致了大范围的经济、财政和银行业改革。当局采取增加税收，放松对电力和通讯行业的管制，削减公共开支等措施提升竞争力，促使经济复苏，最终在1994年实现4%的GDP增长。
欧元区各国政府正在做着试探性的努力。
首先，财政方面，欧元区有意向成立一个中央财政机构，借以约束各国预算和债务。欧元区国家或许不会赞同完全排斥国家预算的财政同盟。事实上，财政同盟只要保持在金融市场中的可信度，就可以发挥效用，因为它可以通过影响市场实现约束目标。
其次，欧元区决定赋予欧洲央行监管各国大银行的权力，建立起现代、透明和独立的银行管理体制，也使得欧洲央行在功能上更加靠近美联储。要完全修正银行系统的漏洞，欧元区还需要建立类似美国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制度，救助西班牙银行业是迈向这一制度的第一步。欧洲稳定机制（ESM）为西班牙银行业提供了救助资金，条件是其必须彻底清理资产负债表。如果这一措施可在欧洲范围内实施，将催生更为健康的金融体系。
第三，欧元区生产率逐步提升。由于缺乏汇率工具，欧元区各国纷纷通过内部贬值提升生产率。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多数欧元区国家，2010年后单位劳动成本出现显著下降。同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在推进，比如控制最低工资要求，放松对雇佣、解雇和离职的限制。
第四，外围国家出口竞争力提高。外围国家长期同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保持逆差，但随着出口成本的降低，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经常账户赤字不断缩小，希腊的出口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最后，各国政府通过削减开支，为私人部门腾出投资空间。欧元区17国的整体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6.2%下降到2011年的4.1%，尽管仍有很多国家赤字占GDP比重超过3%的规定目标，但危机的压力将迫使欧洲继续压低公共开支。
纵观现代历史，金融危机在给经济社会带来阵痛的同时，也时常推进结构调整，为下一步腾飞奠定基础，这一现象在美国和欧洲得到证实。如果双方改革进程得以延续，则欧美有望从危机中涅槃，再次领跑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