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两个重量数据，一个是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如果说对于前者各方关注焦点还在于数据质量的话，对于后者，大家更关心出现这一新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大陆人口13.54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年来首次出现绝对下降，另据联合国预测，未来40年内这一数据还将持续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逐渐进入短缺时代，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特征将更加突出。2012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2011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2011年这一数据为0.47)。据人口计生委估算，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6.7%。我国劳动赡养比自2010年达到42.5%的高峰后，2011年上升为43.2%，2012年则进一步上升到44.4%。
　　对劳动人口的减少应作两面观。一方面，要重视它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之一，我国过去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劳动力数量持续增长不无关系。劳动人口数量和占比下降，意味着过去支持经济高增长的高储蓄高投资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将发生逆转，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另一方面，不可过分夸大劳动人口下降的影响。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每年仍有1600万左右的新增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可以说，城镇化红利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抵消人口红利减少的影响。而且，人力资本不仅包括人口数量的多少，人口质量的提升更为关键。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数量增加更为重要。今后通过加大劳动力培训、适度延长退休年龄等措施，人口内在红利仍能够保持较长时间。
　　劳动人口减少，实际上有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最直观地看，这意味着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速将进入较快增长时期。在去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反而比前年提高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更是连续三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这会较大程度上改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我国消费增长强度。近两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增速的贡献都持续超过投资，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55%和51.8%。消费快速增长又明显地带动了第三产业发展，2012年第三产业增速恢复明显快于第二产业，自一季度起增速就逐渐企稳，全年占GDP比例达44.6%，比2011年提高1.2个百分点。
　　与之相对的是，劳动人口减少不支持过去高投入高产出的发展模式。我国储蓄率已经见顶回落，换言之就是潜在投资增长率已经下行，在这个时候加大投资只会引发物价快速上行。而且随着更多具有自我意识的“90后”人口进入劳动大军以及劳动者收入水平的较快提高，劳动者对未来生活的心理预期会不断提升，也就更不愿意接受那些有损于自身权益的经济制度安排。如果我们顺应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特点，主动制订各种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一个看似糟糕的变化就能转化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