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四二一”形态，抚养比不断增加，劳动力减少，老龄人口增多。因此，有人主张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笔者认为，人口总量控制依然不能放松，急需调整和改变的是我们的生育结构。
1978年拥有九亿人口的中国实行了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好不容易将人口控制在13亿多。相对30年前，我们今天的人口资源环境并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人口总量应该继续控制。
计划生育政策最需要检讨的是，差异化执行导致了“条件好的家庭少生育，条件差的家庭反而多生育”的逆向选择。
现实中，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一胎政策，这部分人口占35.9%；在农村，有19个省允许头胎为女孩的家庭生育第二胎，这部分人口占52.9%；允许农村地区生育两个孩子的有5个省，这部分人口占9.6%，少数地区及人口比较少的少数民族允许生两个以上孩子，占1.6%，上述两部分扣除部分重叠，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最后占11%。
差异化执行如何形成？过去30年城市人口成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模范生”，这是因为当时城市人口的户口、住房、工作、工资、社会前途和地位都被政府有效地管制着，凡是不符合政策生育的人将被开除公职。
笔者认为，更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居民社会化程度不同。城市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带动了广泛的社会效应，而农村社会化程度不高，加上农村没有完善的养老福利系统，农村劳动力又是主要生产资料，因此城乡两重天。
这种“越是条件差的越是生育，越是条件好的越被限制生育“的逆向选择，虽然减少了人口总量，但也普遍降低了人口素质，扭曲了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本意。是时候变逆向选择为正向选择了，将政策重心从“只生一个好”的数量控制，转为“让符合条件地生二胎”的生育结构调整。
哪些人群属于符合生二胎条件的呢？
计划生育政策原本就规定，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放开生二胎。现在城市人口中的“8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大多进入婚恋阶段，这类人群理所当然可以生育第二胎。
此外，可适当对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女放松二胎门槛。可做如下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且母亲家庭是两姊妹的可生二胎，并利用城镇户口确保上述政策的落实。譬如，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变为城镇户口，违反政策则不能成为城市居民，或者即使成为城市居民，也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待遇。
针对农村人口，由于人口减少，老人、小孩占比高，少数留守妇女生育率本身就较低，不妨允许其生二胎，但对于第三胎须坚决制止。此外，应改变野蛮的执法方式，将惩罚、鼓励和赎买结合起来才是最人性化的，比单纯的惩罚更有效。
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应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科学性。这一执行三十年的政策已经成为中国一个特殊的生态条件，随意改变将引起剧烈波动，不利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