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亲身经历了两件事情，让我感到春节前“用工荒”问题再度降临深圳：
其一，上周日和一群同事到一家颇上档次的酒店吃饭，期间感到服务质量与以前相比明显下降：不要说服务员会主动给客人分菜，就是加点茶也需要左喊右喊好多次。因为心里感觉不满，就忍不住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服务员则一脸无奈地回答：“以前都是一个服务员负责一个房间，现在要同时负责三个房间，实在忙不过来。”
其二，本周有两位同事先后向我诉苦：小孩放假了，家里没老人在身边照应，保姆又要回家过春节，节前自己不能请假，看来只有带着小孩来单位上班了。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以及和我同时来深圳的一帮朋友和同事：当年我们也是一到春节就急着往老家赶，后来工作稳定了，户口、房子等问题也慢慢地一一解决了，由内地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深圳人。再遇到春节，就不是急着回老家了，而是把父母接到深圳来实现全家大团圆。
反观目前的“用工荒”，根本的一点就是服务员、保姆这些农村转移人口，他们虽然人在深圳工作，但并不是深圳人，他们的户口、房子、社会关系等仍然留在生养他们的农村。这样，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来临，他们就不得不舍弃一些经济利益去履行其作为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关系角色扮演者所应该履行的责任。如果他们也和我以及我的那些朋友、同事一样，在深圳工作一定时间以后，慢慢地变成了真正的深圳人，他们还会一到春节就急着回老家吗？我想应该不会，他们肯定也会像我们一样，考虑着如何把家人接到深圳来进行春节大团聚。若如此，“用工荒”问题显然也就不再存在。
这就使得我想起了当前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城镇化建设。在我看来，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需要做的不是急着再增加农业转移人口、不是急着扩展城镇的地盘、更不是急着大兴土木大搞房地产建设，而是补课。我国城市化率表面上看已经达到了52%，实际上这中间有着极高的水分，因为它把我上面所说的那些并不是真正深圳人的服务员和保姆们都当成已经城市化了。其实他们只是在深圳工作，除此之外，户口、住房、亲属关系等这些重要的东西都仍然留在农村。所谓补课，就是要把现在所说的52%的城市化做实，具体地说就是把那些在城市工作的农村转移人员变成真正的城市人。这才是真正、彻底的城市化。
当然，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圈地建房积极性高涨而常住人口长期居高不下难以有效转化成户籍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把农村转移人口真正变成市民，是城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其所需要的成本应该由政府、社会、现有城镇户籍人员以及进城农民自己多方共同承担。这就涉及成本的分担问题。如何科学、合理、有效地分担这些成本，需要政府在充分寻求社会各阶层智慧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中间，政府的责任是最为核心的。
一个城镇的整体容量总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范围和城市系统只能容纳有限的城镇人口，这就涉及政府对外来人员的选择问题。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想正常运转就必须有各种行业、各种层级的人员，否则，社会系统就会运转失灵。长期以来，各地城镇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在引进外来人员时，往往对高层级的工种和人员大开方便之门，而对低层级的工种和人员则设置较高门槛甚至完全关闭大门。这就导致一些低层级的行业，其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员，无法像高层级的行业那样有着稳定的员工队伍。这样，一方面，使这些行业常常出现阶段性、季节性的“用工荒”；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这些行业整体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其长期沦落为社会发展的短板。
如果城市政府在接纳外来人员时能够考虑到行业的比例关系以及各类人员之间的合理化结构组成，那么，服务员、保姆这类低层级工作人员的市民化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就一定会大为减少。实际上，只有从业人员结构的合理化，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系统正常运转。否则，在一定时间阶段，菜没人上、小孩没人带就是必然，而且会反复出现。所以，转变这方面的观念是当前第一要务。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需要成本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村转移人口没有实现市民化实际上也是需要付出很高的社会成本：每年春运，火车票总是一票难求，为了搞到一张回家的票，人们不仅付出了比平时更多的金钱，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服务员回家了，酒店的生意受到影响，该赚的钱没有赚到；保姆走了，小孩没着落，大人要么请假照顾影响工作、要么带着上班劳心劳力；春运大迁徙，交通阻塞、交通事故频发；进城人员长期不在家，小孩得不到应有的教育、老人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以至于不断出现各种家庭悲剧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农村转移人口没有实现市民化所付出的有形和无形的成本，如果将其量化，其数额是极为惊人的。
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不彻底的城镇化即使只从经济角度考虑对社会来说也未必是合算的，如果从人性角度、从家庭伦理角度、从社会和谐角度来观察，就更是问题多多。所以消除城镇化泡沫、做实城镇化，是政府对农村转移人员及其家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说，过去30多年来，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转移人员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是必要的，那么现在，就到了政府和社会该为他们这种贡献和牺牲做出补偿的时候了。
在对地方政府及主政官员设置考核体系时，有必要把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因为它不仅可以检验其政绩，还可以检验其执政理念——是否真正“以人为本”。只有真正“以人为本”，城镇化泡沫才能得到彻底消除，和谐社会也才能有效实现。
希望有一天，我吃饭的那家酒店的服务员、我同事家的保姆都能变成真正的深圳人。即使到了春节，他们仍然可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如此，所谓的“用工荒”问题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城镇化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化了，没有泡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