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一位人大代表近日公开表示，不赞成官员财产公开，原因是“每个人都有隐私权，公开是好的，但是跟隐私权不要发生冲突”。他说全面公开不一定能反腐，建议采取随机抽检并向组织公开的办法。
　　上述代表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官员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住宅不受非法侵入和侵扰、私生活不受监听和监视、通信秘密与自由、家人不受他人干扰和调查等隐私权。但我们要注意，官员更是公共资源的支配者和操作者。这就决定了官员在公共资源的支配中，会拥有比一般公民更多的支配机会，而这种机会很可能影响到机会公正、资源公正、社会发展效率、公共发展质量等，因此，官员需要接受更多的监督。
　　没有信息透明，公共监督就是“睁眼瞎”；没有信息透明，社会公正就会大打折扣。私密往往是腐败的最好掩体。如果官员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就会增加“公共不信任度”，让整个社会承受公平缺失、效率低下的后果，这不是现代社会公平发展、效率发展的要义所在。
　　因此，官员所谓的隐私权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这种隐私权的多寡，与公共需求的“度”密切相关，隐私权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需要。只要官员的某种隐私权可能侵犯或者危害公共利益，这种隐私权就应该让渡给公共利益的需要。
　　正因为这样，在一些发达国家，国家官员的隐私权因担任公职而受到限制，已成常理。比如在美国，“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如果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这就是“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的意义所在。
　　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内心坦荡，公开个人财产就能做到问心无愧，而所谓的“隐私顾虑”则根本无需担心。那些在公开面前扭扭捏捏的，往往是因为内心有太多顾虑，这种顾虑不是对公众利益的考虑，而是对自己现状和未来的担心。我们期待，财产公开制度在我国切实得到落实，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