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舆论焦点一下子集中到了中国“舌尖上的浪费”——美食大国突然间变成了媒体聚光灯下的浪费粮食大国。
　　据称，中国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令人咂舌，尤其是在全球粮食价格持续看涨、粮食安全成为全球性难题之时，这种不合时宜的粮食浪费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冷静思考一下这种浪费背后的根由。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人的餐桌折射出社会的运行逻辑。因为，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经济就是一种餐桌经济。
　　中国人办事喜欢遵循熟人社会逻辑，相对于制度化的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最好的联络形式就是宴席。而中国最能掌握宴席话语权的是拥有资源分配权的各类决策者，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餐桌丰盛程度跟用餐者权力呈正相关。一言概括，舌尖上的浪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舌尖上的权力。
　　由于这样的宴席的贵宾已经常宴不厌，对宴会本身的关注往往形式重于内容，所有的山珍海味都已司空见惯，所以吃常常流于形式，只是浅尝辄止，浪费是必然的。笔者了解到，邀请一些重量级的决策者，必须提前预定会所私房菜，而且还要是熟人才能订到位置，在这样的会所消费，一掷数十万元也稀松平常。
　　据笔者所知，西部某省一位企业家进京跑一个部委扶植项目，在评审关键时刻抓到了一位重要的评审委员。此时，正是午餐时分，但这位评审委员已用过餐，企业家还是把这位评审委员请到附近最豪华的酒店。这位评审委员开门见山就问：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最后，在喝好送好之后，这家企业从相关部门如愿拿到了1000万元扶持资金，而这桌豪华宴几乎纹丝未动进了垃圾桶。
　　对这位企业家来说，为得到千万扶植资金而花去的这桌豪华宴席的费用是值得的，但对全社会来说，这个浪费最终都要摊到每个人身上。
　　这种因为资源决策权诱发的舌尖浪费，在每个人的身边都可能发生，只是形式不同，数量各异而已。笔者曾与一位县级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餐叙，该官员大吐苦水：自己已经半个月没回家跟老婆孩子吃饭了，当晚已是他的第三顿，当时已吃到只出（吐）不进的惨状。而笔者认识的另一位工商局副局长，每到下班时间都不敢接电话，因为都是宴请。这位局长还未到不惑之年，胃已动过大手术，他说只要自己愿意，每餐至少得吃三顿饭。
　　这样的宴请由来已久。十多年前，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笔者的一位同学透露，其父所在的县级财税官员在接受企业宴请时，财税官员当场提出：企业主每多喝一杯酒，就减税一万元。结果场面之惨烈可以想象。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在热议舌尖上的浪费之时，应该反思背后的根由。上医治未病，下医治已病。
　　外国人常常对中国饭店如此多包厢倍感疑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权力私密性运行的延伸，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需要那么多私密的非正式场合，只是在办公室解决，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中国古代不乏这样清明的官场荣景。古代思想家荀子曾盛赞入秦（国）以后所见法家实行法治的盛况，认为“其百姓朴”，“其百吏肃然”，“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惆然莫不明通而公也”。秦国通过变法，官场一片清明，没有什么应酬宴请，国力因此强盛。而其根源在于法治和宣导。
　　法敬畏其前，宣导鼓励其后，社会风气必然好转。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官普遍谢绝社交的原因，只有这样，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得到有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