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快于西方，但是已呈缓慢下滑势头。随着国外进口需求的进一步萎缩，我国传统出口、投资与消费三驾马车的经济模式已难以为继，而单独依靠投资或消费的增长方式似乎也不太现实，新经济增长方式成型迫在眉睫。
　　未来如何在我国人口增长、增加消费、减少房地产建设和降低出口之间实现再平衡，需要根据我国正在和即将面临的各种挑战细细梳理。
　　其一，过分强调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导致社会差距加大。如果将一个社会分成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和弱势群体三部分，仅强调效率易将收入分配的天平倾向精英阶层，弱势群体的收入自然会由于知识结构不足及分配机会缺失而少得离奇，从而拉大收入差距。表现在基尼系数上便是2012年我国依然是0.474。可见，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令人担忧的水平。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城乡差距上。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化管理导致的差距，加上30多年来城乡改革的不同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比较大。
　　其二，我国劳动力与资本存量回报率下降预示全要素生产率递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与资本存量的回报率不断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将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近560万劳动力增长到2020年的960万劳动力；2020年之后，我国总劳动人数将随年轻劳动力比例下降而不断减少。预计到2025年，我国年轻劳动力占比总劳动力将由1985年的50%下降为2025年的28%，下降2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来提高生产力，同时让工资保持低水平的“人口红利”即将成为历史。
　　同样呈现下降趋势的还有每单位资本存量投入所带来的产值下降，即资本存量/产值的比值逐年递减，已从1978年的2.4左右下降为2010年的1.3左右。2002年时，我国的资本存量远远低于美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很大——工厂缺少生产产品的机器设备，城市缺少将产品运至市场所需的道路和铁路，那时我国的单位投资收益较高。经过约10年的固定资产与基础设施大量投资，我国单位投资收益已经开始下降，从2009年起很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
　　单位资本产出不断下降导致我国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从2001年至2010年，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能增加0.13个单位产出，单位产出量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点时的0.24。数据显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从1980年的1.41下降到2010年的0.63。
　　资本回报越来越低说明我国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信贷余额占G D P比例已从2002年的115%上升到2012年的121%，增速令人担忧。
　　劳动力总量及年轻劳动力比例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信贷余额占GDP比例上升，都预示着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