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引发媒体和公众一片喝彩，舆论普遍认为此举是“让人们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法律保障，可能使长期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欠薪现象得到遏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就在当年年底，各地民工讨薪的新闻依然层出不穷。2012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案件21.8万件，较上年增长7.5%。而据统计，自恶意欠薪罪生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仅有12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刑罚。（1月24日《人民日报》）
　　这不能不让人深思——为何一度受到舆论热捧的恶意欠薪罪竟成过眼云烟？是执法者认识不到位，还是法律规定本身存在缺陷？抑或是操作难度大难以执行？
　　应该说，恶意欠薪罪之所以落实大打折扣，与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尽管恶意欠薪已经作为一个新罪名写入法律，但不少执法者对恶意欠薪行为的认知和理解还停留在过去，这就容易产生执法不严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这项旨在打击恶意欠薪、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条文本身也确实存在缺陷，如“数额较大”“严重后果”“经有关部门责令”等说法都语焉不详，没有清楚界定，给执法带来很大困惑。而更让办案人员难以接受的是，很多时候，费尽力气收集了无良企业“恶意欠薪”的各种证据，正准备将其绳之以法，企业主却只要将欠薪交清，就可以逃脱法网。
　　再者，欠薪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既可能是企业经营不善发不出民工工资，也可能是企业故意拖欠民工工资，又或者企业与其他单位存在三角债等，让执法者很难下手。而且，农民工欠薪问题多发的背后，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农民工权利意识薄弱、长期积累的行业运作模式等现实问题。比如建筑业内由于普遍存在层层转包制，农民工工资不能按月发放已经成为行业内的惯例，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改变。
　　必须看到的是，近年来一些农民工因为拿不到应有的报酬，常常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追讨欠薪，虽然事出有因，但客观上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应当成为对恶意欠薪罪发挥应有的倒逼作用——对恶意欠薪罪急需做进一步的明确和解释，同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让触及欠薪高压线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真正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