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经济仍受到国际需求不振以及主要国家货币刺激的影响，外部压力有增无减。国内货币存量高企，地方财政负债过大，企业综合成本过高，房价持续居高难下，通胀可能再次抬头，都直接威胁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宏观政策一方面宜“适度稳定化”，以保证经济的稳速增长与调整；另一方面要采取综合措施，以舒缓总体经济的货币-债务压力。中长期目标是“减负”与“增效”，通过改革，大规模削减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以减轻经济主体的显性税费和隐性负担，降低城乡广义恩格尔系数，推动供给和需求机制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经济自主协调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变化和最大压力是，“结构性收益”逐步衰减并伴随主动性政策调整，经济增长区间开始向下偏移。但速度的下降，能否换来发展模式的真正转型，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后发国家加速赶超来自“结构性收益”：一是恩格尔定律，即消费需求升级驱动着经济发展从农业向工业与服务业倾斜，食品及物质支出的比重趋于降低；二是刘易斯定律，即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三是H—O贸易模型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国际贸易优化禀赋结构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四是库兹涅兹事实，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和增长速度有着系统性的差别；五是人口变动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人口出现变化趋势，一系列因素导致人口增长加速，而后又使之减速。其中，核心是第四条，清楚地表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性收益机会，如将传统农业部门的资源转移到现代部门，其效率大为提高，不仅解决了刘易斯定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二元经济问题，而且通过贸易方式获得比较优势和技术学习优势，并与国内需求进行互动，从而获得一个赶超速度。
获得结构性收益的资源配置之手是政府，这就是所谓“发展型政府”的根源。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抓住了结构性变革带来的赶超收益。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但全球普遍的高速增长期也于同一年伴随美国金融危机而开始终结。从2008年起中国经济开始降速，2009年到2011年投入了近前30年总和的信贷规模，却也仅仅将经济在2010年向上推至二位数10.4%，并且付出了物价上涨到8%、房价翻番的代价。2011年经济调头向下，增长速度为9.3%，2012年再次降到7.7%。从增长的区域看，沿海发达地区2007年前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折半。如果作为领头羊的发达地区找不到创新出路，减速将成为普遍趋势，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结构性赶超收益在快速降低。
我国正逐步告别“结构性赶超”的高速增长阶段，主要在于：一是配置效率下降。即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的速度开始减缓，随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如果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升，则配置效率会下降很快。二是技术学习效率下降。赶超得益于“干中学”，随着中国逐步趋近国际技术前沿，学习效应减弱，导致技术进步放缓。三是全球化红利下降。2008年后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全球化红利，全球经济再平衡强制各国经济自我调整。四是要素供给效率下降。随着中国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收入倍增计划、城市化率达到52%和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意义上的廉价劳动、资本、土地和环境的供给模式终结。未来靠政府主导干预配置和动员资源以获得赶超效应的高速增长阶段渐行渐远，迫切需要转向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导的内生发展模式。
因此，当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是“周期性”的，即短期需求冲击或主动政策调整降速导致对原增长均值的偏离，而且具有结构性减速的特征，即供给结构效率下降导致的经济均值趋势性下降。未来5年，我国经济将从“结构性赶超”的高速发展阶段年均增长10%，逐步进入到内生发展阶段，一位数的增长或将成常态，潜在增长区间从1980-2010年的9%-11%下移到“十二五”的7%-9%区间，如无新的动力支撑，甚至可能在2016年后继续下调和稳定到5%-7%。
2013年，去杠杆化过程导致的总需求不足以及政府高负债所形成的财政约束，使得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未来增长仍处于调整之中，在短期内还难以回到趋势增长水平。新兴市场明显受到发达国家需求不振的影响，经济增长也难有大的起色。面对“财政悬崖”，美联储尚难退出“数量宽松”，但其空间已极为有限，提高债务上限、向富人征税与自动削减开支都势在必行。与之相关的不仅是美国经济复苏不确定，美国国债评级下调是更现实的风险。日本、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已实质陷入“流动性陷阱”之中，继续采取货币刺激非但无效，反而加剧全球货币冲击，其隐患不容低估。中国将继续面临着偏冷和不确定的国际发展环境，不仅需要应对外需不振的压力，还须对新一轮国际货币冲击保持警觉。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7.7%，高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的7.5%，2013年有望回升至8%。尽管从8月份以来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处于复苏状态，但到12月仍然与11月份持平为50.6%，而中小企业PMI仍低于50%的枯荣线，说明经济已现复苏，但基础未稳。特别是中国制造业投资和企业效益均处于下滑趋势，经济增长动力仍嫌不足。在物价方面，2012年CPI为2.6%，大幅低于政府年初预定的4%的调控目标。随着经济企稳回升，2013年CPI或转而上行，将达到3.0%之上。
除了增长动力不足，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还来自高额货币存量、地方负债过大、民间借贷等方面。多年来，我国的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持续在160%以上，通过实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来刺激经济，虽然扩张效应明显，但其副作用同样显著，其副产品就是地方政府大举负债经营城市，房价高企，而通胀风险也一直挥之不去。2011年6月审计署公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2012年下半年的稳增长导致各地方又相继出台万亿刺激方案，债务负担问题更趋恶化。考虑近两年新增基建信托3200亿、城投债9000亿，如假定平台贷款余额不变，则目前地方债务可能已在12万亿以上。2012年，城投债、城投中期票据、理财产品甚至包括地下钱庄在内的影子银行仍在扩张，伴随宽松货币的资产泡沫不仅未充分挤出，而且风险继续累积。
2013年的两种可能情形都会带来新的压力与风险：其一，每十年的政府大换届再次刺激投资冲动。加上伴随新一届政府城镇化战略的出台，新一轮地方项目建设上马，地方政府从“稳增长”转向大干快上的传统模式，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债务扩张。如果继续放任影子银行，则2013年下半年的物价将显著通胀。其二，随着整顿地方债务和清理理财产品的推进，2013年上半年地方政府上项目必然再次面临融资瓶颈。为保增长、缓解融资难及减轻政府还债压力，未来若央行采取降息，会再次降低房地产融资成本并可能推高房价，带动商品价格上涨，最后传导到消费品。因此随着基本面的变化，仅靠短期需求刺激，已经难以恢复两位数的增长，而且必然会推高通胀（及资产价格），使得风险积累并难以维持。
2013年政策上面临的困难不小，诸如强化预算管理，使得财政透明化、债务显性化；寻求城镇化的合理融资渠道，约束甚至终结政府“卖地+负债”经营模式；以及化解民间金融风险等，都非常棘手。在此要强调的是，中国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问题，而不是继续刺激经济扩张。因此，要降低经济增长的预期，直面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事实，依据潜在增长率作为稳定政策的基准，以实际利率为正作为货币政策的基准，利用减速的清洁机制清掉中国过剩的产能，并通过通缩降低成本。在“自主创新”一时还难以达到、而全社会成本快速上升的情况下，通过改革，为经济主体大规模减负，从而提升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民间实际购买力和消费能力。
结构性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干预要素配置方式的改革，最基本的改革路线：一是消减政府规模，大幅度取消政府行政审批的权力；二是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以效率为准绳推进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三是放松管制，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管制，积极引导民间资金进入，以提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四是财政体制改革，1994年的财政改革是适合工业化的，在城市发展的现阶段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财政体制，让城市有更大的财政和融资权利服务于城市建设和市民公共服务需求，推进个人税收直接征缴，将个人税收与公共服务联系起来，逐步建立现代的公共财政体制；五是金融体制改革，减少数量干预和额度控制，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储蓄保险制度，让资本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推动经济创新。
这些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设计核心，是重新回到“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机制上。消除当前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从基础框架下应对结构性减速和成本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通过放权让利完成走向“稳速增效”的均衡道路，因此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