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经济将会展现出与2012年经济环境的若干相似之处。这并不让人吃惊：我们面临着又一个全球经济增长平均只有3%的年份，但各国的复苏速度并不相同——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仅有1%且不断下滑，而新兴市场的增长率则为5%，依然维持升势。但这中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
　　令人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必须减少消费、提高储蓄才能降低债务和杠杆——依然在很多发达国家中经历着，这意味着较为缓慢的经济增长。但今年财政紧缩会遍布大部分发达国家，而不仅仅是欧元区外围国家和英国。的确，财政紧缩正慢慢渗入到欧元区中心、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日本除外）。鉴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同步进行财政紧缩，某些国家下一年的温和增长会让位于彻底的紧缩。
　　随着大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始于2012年下半年的高风险资产价格回升并非源自于基本面的改善，而是受到新一轮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驱动。大多数重要发达国家的央行（比如欧洲央行、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都忙于实施某种形式的定量宽松政策，而日本央行很有可能会加入这种大潮——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新政府致力于推动实施更加非常规的政策。
　　此外，以后还会有几个风险等着我们。
　　首先，美国在税收问题上的迷你协议未能完全避开财政悬崖。早晚有一天，在债务上限、对支出的延迟暂缓和国会的“持续支出方案”（一项允许政府在缺乏拨款法案的情况下继续运作的协议）上会出现另一场不光彩的争斗。市场可能会被又一个财政悬念吓坏。甚至当前的迷你协议都意味着对经济的严重拖累（约为GDP的1.4%），何况该经济体在过去几个季度也仅以2%的速度增长。
　　其次，虽然欧洲央行的行动减少了欧元区尾部风险（希腊的退出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丢失市场准入权的丧失），但货币联盟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加上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都将在今年下半年全面重新凸显出来。
　　毕竟，停滞和彻底衰退——在前期施行的财政紧缩、强势欧元以及正在持续的信贷危机的影响下不断恶化——成了欧洲经济的常态。结果，大量且潜在不稳定的私人股票和公共债务依然存在。此外，鉴于人口老龄化和低生产率增长，且缺乏用以提高竞争力的更激进结构性改革，潜在产出很有可能会被侵蚀，这就使得私人企业没有理由去支持长期的经常项目赤字。
　　第三，目前中国不得不依靠新一轮的货币、财政和信贷刺激来支撑其不平衡且不持续的增长模式，其增长过去一直依赖于过度出口和固定投资、高储蓄和低消费。今年下半年之前，在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上的破产将会加速。而且由于中国的新领导层不大可能加快实施增加家庭收入和减少预防性储蓄所需的改革，消费占GDP比例将不会上升得快到足以弥补其损失。所以2013年年底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会上升。
　　第四，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如今都正在经历减速增长。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是问题的核心。它们是否会拥护旨在提高私企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的改革还有待观察。
　　最终，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凸显。整个大中东地区——从马格里布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都不稳定。确实，阿拉伯之春正在变成阿拉伯之冬。虽然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之间不大可能出现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很明显谈判和制裁不能促使伊朗领导人放弃发展核武器。由于以色列拒绝接受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它的耐心正在逐渐消失，而实际战争的鼓声正越敲越响。石油市场的恐慌性溢价可能会显著上升，因而引起石油价格上涨20%，这会导致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石油净进口国家出现负增长效应。
　　虽然出现完美风暴的可能性非常低（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风险都足以拖累全球经济并导致衰退），虽然这些风险可能不会以最极端的方式出现，但每个风险都将会以某种形式出现，随着2013年开始，全球经济的下跌风险正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