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黄群慧日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有总量大小问题，还存在多层次交织、多因素匹配的结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经济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结构是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又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在跨越式发展战略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驱动下，在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巨大成就同时，我国经济也存在不可持续、经济结构不协调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十八大提出要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二五”规划确定要在2015年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加大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作为今年的经济工作要求。为实现上述目标，当前应该以优化产业结构为突破口，通过战略转型，以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制造业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关键

　　黄群慧说，在众多结构性问题中，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结构性问题。需求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结构失衡问题；产业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的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所谓“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问题，具体行业结构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比例不高问题；在区域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问题。针对这三方面的重大结构问题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能互为前提，需要协调整体推进。但从操作角度看，需要找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突破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这为我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指明了突破口，产业结构优化就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要求，这意味着以优化产业结构为突破口协调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体思路。
　　黄群慧认为，以优化产业结构为突破口协调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当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任务：
　　一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十八大报告中不仅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告诉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这对于我们这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尤其重要。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内容，国外一份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60多年间，由工业产品的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制造业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国家间的制造业能力差异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这种从能力视角解释制造业经济功能的发现意味着，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却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因此，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二是治理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造船、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的产能都严重过剩。我国炼钢能力已经接近10亿吨，上半年利用率只有74.7%，我国的水泥产能已经超过30亿吨，已经大大超过“十二五”末达到22亿吨的规划指标。而且由于过度竞争，企业利润微薄，不少企业已经陷入亏损状态。根据工信部的统计，炼铁、炼钢、电解铝、焦炭、水泥、化纤等18个行业中落后产能占总产能的比例达到15%～25%。因此，广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信息技术和先进工艺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任务还十分繁重。我国主要工业行业现代化水平整体还较低，只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40%，离实现工业现代化还有相当距离。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我们要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现代化水平，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发展知名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要继续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紧紧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强化创新能力建设，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当前，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和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全球产业竞争力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必须以此为契机，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现代制造技术的研发、应用结合起来协调推进，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先进制造技术突破提供应用场所和市场支撑，通过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程化、产业化提供工艺保障。
　　四是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关键，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解决“二产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还促进了第三次产业的发展，解决“三产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作为真正的战略性产业来大力发展。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企业层面看，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同时运输、电信、商业、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如英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为16.71%，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67%提高了10倍。

　　通过战略转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黄群慧表示，围绕上述四个方面的任务，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加快建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需要强调的是，在推进优化产业结构时，要注意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协调推进，也就是在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上，保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加快城镇化进程和缩小地区差别等相容。从大的发展战略上看，这就是要求新型工业化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协调推进。
　　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是经济结构调整，都不是新提出的经济发展任务。这些年一直在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但效果并不显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没有实现从要素驱动战略向创新驱动战略转型，要素驱动战略强调的是通过投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大量投入来驱动经济快速发展，追求的是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长数量为战略目标，而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经济发展效益，以经济增长质量为战略目标。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经济结构，只有通过战略转型，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十八大报告将“创新驱动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其重大意义也在于此。
　　黄群慧说，创新驱动战略中的科技创新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从产业结构优化看，无论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还是通过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无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都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目前，我国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整体上还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核心技术自主性很差。从研发投入看，2008年OECD国家平均研发强度为2.33，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研发强度分别为2.89、2.64和3.42，我国只有1.54，到2010年也只达到1.71；从关键技术自给率看，中国的纺织机械、高端机床、高速胶印机、集成芯片制造设备和光纤设备制造设备产品进口分别达到70%、75%、75%、85%和100%；从专利看，2010年我国申请的国际PCT专利12337件，仅相当于美国的1/4、日本的1/3。2004年到2006年，美国、日本、德国分别掌握了纳米技术领域的43%、17%和10%的专利，占到全部专利的70%，而中国在纳米技术领域掌握的专利微乎其微。由于我国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困难，从而严重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因此，如果没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难以真正完成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创新驱动战略的创新不仅仅包括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由于制度创新是完善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根本手段，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发挥“改革红利”的作用，因此对于“创新驱动战略”而言制度创新更具有根本意义，也就是说改革才是实现创新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本动力。
　　一方面，制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体制机制因素需要通过制度创新、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以产能过剩为例，对产能过剩的治理，不能够仅仅依靠“关停并转”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关键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深化改革破除产能过剩或落后产能形成的深层次体制根源，建立长效机制，这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解决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不合理、政府职能越位的问题，更好地协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综合利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协同来治理产能过剩或淘汰落后产能。一般预期明年我国各地会加大投资力度，这就更要警惕由于产业政策的不合理和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过度干涉而导致的产能过剩或落后产能。从这个意义上，明年积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十分必要。
　　另一方面，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不仅仅是科技投入少的问题(中国的研发费用支出2012年预计可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更为关键的是我国科技体制机制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严重影响到了科技投入的产出效果，造成科技创新效率低下。一份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每增加1单位，其SCI篇数增加0.852，而日本、韩国分别为1.263、1.755；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每增加1单位，专利核准数增加1.386，而日本和韩国分别是2.652和1.676。科技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不高；一些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分散重复封闭低效等问题突出，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不尽合理；科技评价导向不够合理，科研诚信和创新文化建设薄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这需要通过制度创新，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从而进一步驱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未来三年应着重推进三方面工作

　　“十二五”规划要求在2015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基于上述分析，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协调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根本动力，为了达到“十二五”规划目标，未来三年应该着重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积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科技体制改革，无论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矛盾的焦点和问题的关键都集中在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上。实现政府从经济建设者角色向公共服务者角色转变，建立一个以保证市场经济体制高效运行为目标的廉洁政府，是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能否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第二，积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有效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要求“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推进经济结构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由于国有经济肩负着一定的公益性和功能性使命，应该通过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发挥其在整体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政策作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只停留在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的整体认识阶段，还没有细化到基于国有经济功能定位而对每家国有企业使命进行界定、进而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具体操作阶段。未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精细化分类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应该进入“分类改革与监管”的新时期。基于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可以明确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性、功能性和商业性企业三类，进而赋予功能性国有企业关于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使命，实现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功能。
　　第三，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2012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印发《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今后关键是抓好落实。当前，我国创新体系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创新主体缺失，这集中反映为共性技术平台的缺失。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它为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供基础技术平台。由于共性技术在经济上表现为公共产品，因此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政府、行业协会和同业联盟是从事共性技术开发的主要力量，而企业只是共性技术的使用者。共性技术平台的缺失，导致了我国企业技术学习难度加大，技术开发成本大幅度提高，延缓了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进程。我国当务之急应加快三类共性技术平台建设。这三类技术分别是：一是战略共性技术。战略共性技术是处于竞争前阶段的，具有广泛应用领域和前景的，有可能在一个或多个行业中得以广泛应用的技术领域，如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所形成的技术。二是关键共性技术。这是关系到某一行业技术发展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技术。三是基础共性技术，这是能够为某一领域技术发展或竞争技术开发作支撑的技术，例如测量、测试和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