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对2013年全球通胀压力结构不对称性缺乏警醒，可能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风险之一。
2013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2年中国经济的各项重头数据，伴随着实体经济的触底反弹，物价形势也在发生转变，虽然2012年全年CPI同比增幅仅为2.6%，较2011年回落2.8个百分点，但从时序看，2012年12月，中国CPI同比增幅为2.5%，连续第二个月反弹，增幅较11月上升0.5个百分点。
对于物价形势的未来演化，大多数市场人士认为，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分析，从翘尾效应、春节错位、食品价格、国际油价等要素切入，中国通胀虽有上行压力，整体风险并不大。但笔者以为，如果将视角从国内扩展到国际，那么2013年中国通胀相对压力的悄然骤升，值得高度关注。
笔者利用IMF的数据，对1980~2013年IMF有统计数据的185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胀率（其中部分国家2012年数据和2013年全部数据为预测值）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验证了中国相对通胀压力的明显上行：2013年，IMF对中国通胀的预估值为3.013%，这一通胀水平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9位；考虑到IMF预测值可能存在低估，如果根据彭博3.1%的预测中值，中国通胀水平的国际排位将升至第108位；如果进一步使用3.5%的市场预测水平，这一排位将升至第100位。而2012年，中国2.6%的通胀水平在全球仅排名第137位；1980~2011年，中国5.61%的通胀平均水平在全球则排名第138位。也就是说，尽管2013年中国绝对通胀水平的升幅可能不足1个百分点，但中国通胀水平的国际相对排位可能将上升20~30多个排位。
更进一步，笔者甚至认为，全球通胀的绝对压力和中国通胀的相对压力，可能都要高于IMF数据显示的水平。将通胀分析的视角从短期转变到长期，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根源性要素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全球化。近年来，诸多国际和国内的学术研究表明，全球化对于降低全球通胀水平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全球化有效降低了全球通胀的长期中枢，其传导路径主要有五条：
一是全要素生产率通道，全球化促进了资本、人力、知识、技术在国际间的更快流动，进而充分发挥了优势互补的效应，大幅缩短了落后国家的追赶时间，并进一步增强了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有效性，进而提升了全球整体的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的提升则增强了供给能力，降低了全局物价水平。
二是贸易通道，全球化促进了商品在国际间更广泛的销售，进而借由市场的自然选择降低了全局物价水平。
三是竞争通道，全球化降低了区域垄断的可能性，国际化竞争迫使企业更快、更有效地降低成本，进而借由优胜劣汰降低了全局物价水平。
四是央行通道，根据TytellandWei的研究，全球化促使各国央行更加偏好低通胀目标，进而借由政策引导和政策调控降低了全局物价水平。
五是产出缺口渠道，在少部分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负值的产出缺口，Woodford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显示，全球化使得一国通胀压力更多取决于全球产出缺口而非国内产出缺口，进而使得产能过剩国家的通胀上行受到抑制，进而降低了全局物价水平。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全球经济趋势的一个重要特征恰是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全球化倒退。全球化的倒退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贸易的增幅放缓，根据IMF的预测，2012和2013年，全球贸易增幅分别为3.2%和4.48%，不仅低于2010年和2011年的12.55%和5.83%，还明显低于1980~2011年年均的5.58%。
二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放缓，根据彭博数据，1971~2007年，全球FDI年均增长19.04%，危机爆发后的2008~2011年，全球FDI年均增长率大幅降至-5.21%；2012年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3.7%，2009年以来首度同比下滑。
三是跨国公司的去国际化。在成本上升、监管趋严等因素的影响下，2012年以来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跨国公司均呈现出“内向化”发展趋势，例如，2012年12月，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表示将把生产线从海外迁回美国本土；2012年12月5日，花旗银行宣布全球裁员1.1万人，收缩全球业务线。
四是以邻为壑氛围的加剧。2012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和汇率争议进一步抬头，全球政策协同的氛围悄然恶化。
从整体形势看，全球化的倒退将使其抑制通胀的积极作用大幅削弱，进而导致全球通胀中枢的上移。
进一步分析中国，从国际比较看，全球化倒退对中国通胀的影响尤甚，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全球化倒退本身看，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根据IMF的预测数据，2013年中国进口和出口增长的预估值分别较其1980~2011年的历史均值低4.93个和6.68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全球贸易1.1个百分点的削弱幅度。此外，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世界贸易预警项目监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40%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针对中国。
另一方面，从通胀压力传导路径看，双重差异性导致中国承压明显大于其他国家。
第一重差异性体现在产出缺口方面。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中国产出缺口为2.46%，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产出缺口为-4.4%、-0.17%、-2.5%、-3.67%和1.84%。全球化的作用是使得一国通胀更受全球产出缺口影响，全球化的倒退则使得各国通胀更多受到内部产出缺口影响，在中国产出缺口为正、大部分重要国家产出缺口为负的结构下，全球化的倒退进一步加大了中国通胀的相对压力。
第二重差异性体现在人口结构方面。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红利缩小甚至消失的考验，而其他这些国家已经在上世纪中叶之后走过了刘易斯拐点。有研究显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人口结构变化时期，实际工资上涨并未全然提高整体物价水平。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在于，全球化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部分抵消了工资上涨的通胀效应。而2013年，中国实际工资上涨能否伴随充分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尚存很大疑问。因此，刘易斯拐点和全球化倒退的致命邂逅，恐将潜在加大中国通胀的相对压力。
综上所述，从国际视角审视中国通胀的未来演化，有五点结论值得关注：其一，在全球化倒退的影响下，2013年全球通胀的绝对水平和中国通胀的相对水平可能都将超出预期；其二，中国长期通胀中枢上升可能比短期通胀变化更加重要；其三，中国长期通胀受到的外部影响，可能并不弱于市场惯常分析的内部影响；其四，推高中国长期通胀的结构性因素要强于供需因素；其五，从中国与国际比较的差异性看，2013年“美欧通缩、中国通胀”恐怕并不全是阴谋论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