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关键转折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很大程度是因为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若能跨过这个障碍，我们就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不能不高度警觉的是，二战以来，真正跨过这个障碍的国家少之又少。从国家统计局上周末公布2003年至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看，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0.47到0.49之间， 2012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4，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处于高位水平，这是我国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对的最尖锐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最初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指当一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左右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致使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这在拉美国家表现得最为典型。早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加剧，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在长达近40年内始终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难以自拔。
　　经过60余年的发展，我国2012年的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近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一些曾经强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悄然减弱。其一，改革开放之初，解放生产力的政策建议可谓俯拾即是，但随着这些“灵感”的不断运用，后面的政策储备已相对有限，所谓“政策红利消失”；其二，进出口增速已从两位数回落到一位数，所谓“世贸红利消退”；其三，按联合国的各国人口增长率预测，我国人口中的生产者（25至64岁）与消费者（24岁以下或64岁以上）的比例将在2015年见顶回落，所谓“人口红利消失”。据此可以判断，中国下一步很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的教训，绝不可等闲视之，非得抓紧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以及消费、投资与进出口的关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高度重视科技和创新不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从国际上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不都是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例如，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2007年阿根廷达到了0.51。而最终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上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90年代末降至0.31，此后没有明显变化。这些事实充分提示我们，需要在收入分配上更注意向普通社会成员倾斜、提高中下层人群的收入水平，同时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让全体社会成员充分分享经济建设的成果，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
　　就目前而言，仍有必要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同时，要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继续在发展进出口、实施“走出去”战略上加大工作力度。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消费需求。例如，通过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在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不仅是拉动投资、带动消费的重要途径，也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尽管在英文表述中都是“Urbanization”，但“城镇化”与“盲目城市化”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一些拉美国家就因为只是简单将农民集中到城市，而水、电、通信、医疗、教育等各项设施与服务却得不到跟进，结果只能“空间转移贫困”，至今无法逃脱“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1950年的城市化率为42.6%，2008年达到77.2%，虽然超过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但也制造了占城市人口总数20%左右的“贫民窟”。换句话说，在发展城市集群的同时，我国更应依托县城和县域中心镇，发展一批中小城市，同时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矛盾。
　　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验表明，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环节。而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对外科技依存度在50%以上，而美国和日本则在5%以下。为打造国家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增长极，我国必须加快优化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财税、分配和奖励政策，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