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自2000年以来首次公布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显示，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其中2010年为0.481；由于去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已发布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为0.61，这种差距引起争议。
　　如果把争议解读为国内基尼系数的可信度之争，则未免浮于言表。只要是统计，都无法回避统计偏差，部分学者以西南财大的统计样本太小等质疑其结论不科学，人们怀疑国家统计局数据过低，透射出的是社会信用缺乏和调查统计数据的凌乱，即该争议背后是国内对基尼系数的教条化解读，即基尼系数超过0.4就会引发社会不稳定是一种数值假想敌。
　　我们认为，基尼系数揭示的是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概率分布描述，与社会稳定并不存在规范性的因果关联。其一，基尼系数不能也无法有效刻度居民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容忍度，真正刻度居民容忍度的是收入差距的成因，即机会不公平、程序不正义等下的收入分配不公，才是挑战居民容忍度的根因。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在机会非公平和程序缺乏正义下发生的，那么收入分配差距即便低于0.35，都将触发社会不稳定；若收入分配差距是建立在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基础之上，即便更高的基尼系数都不会显著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基尼系数无法有效描述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如一个阶层流动摩擦成本低的社会，不同收入群体始终处于动态调整状态，机会获取成本低而公平、程序正义的社会，低收入群体大多会认为自己有机会和希望改善生存境遇，进而居民会把收入分配差距归因于自身的能力和水平问题，而非追溯制度、体制因素，从而激发居民提高能力向上增长力量，提高中国内生全要素生产率。如改革开放初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3左右，甚至更低，但当时社会酝酿的穷则思变的诉求，本质上就是一种潜存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其三，基尼系数无法有效揭示货币购买力之差。如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确实抬高了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如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的单位货币购买力实际是不同的，这种同一货币在地区间不同的单位购买力，使目前表观上过大基尼系数尚未实质影响不同场域居民的生存状况。不过，随着城镇化发展，大量无地少地的裸农涌入城市，城乡信息流通趋向畅通等，城乡二元结构藩篱已彻底打破，西部、乡镇的物价水平趋同于东部和城市，城乡二元制下单位货币真实购买力趋向一致，从而在生存成本趋同下，居民对收入分配的容忍度趋降。
　　由此可见，当前在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未有效改善等下，基尼系数的回落并不意味着社会稳定的改善。而若政府深入到初次分配调节收入，将不仅导致高效率者消极怠工，而且使低效率者认为提高效率并不一定获得与其努力程度相对称的收入，而消极怠工，最终既牺牲公平又牺牲效率，导致经济社会的激励不相容，伤害中国内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