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氏家族”再添新成员。据媒体报道，被称为“房姐”的陕西榆林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在京有20多套房产，总价值近10亿元；她还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证，曾是陕西一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
　　“房姐”事件刚刚浮出水面，就显示出一种共性：首先是网络发酵，接下来落地纸媒，记者调查初步厘清事件轮廓，地方政府依旧采取“鸵鸟政策”。面对《京华时报》的采访，榆林市人大、纪委均无人接听电话，而市委宣传部的受访者自称是司机，“工作人员不在无法回复”。
　　应该第一时间发声的部门瞬间全部隐身，然后与媒体展开藏头露尾、“敌进我退”的游击战，这个套路公众再熟悉不过。在树大根深的郑州“房妹”事件中，每一点真相的出现，都是在舆论的挤压之下完成的，每一次调查的深入，都是对媒体采访的被动跟进。撬动一个贪腐的处级干部，竟要押上如此大的公共舆论力量，同类事件的调查怎么不让公众忧心？
　　另一条消息表明，郑州“房妹”事件又有进展，三名来自路桥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在此之前，还有一名民警因涉嫌为“房妹”一家办理非法户口而被刑拘。郑州经适房造假不断、腐败频发的乱象，也因此事浮出水面。在对“房妹”事件的剥茧抽丝中，地方房管、公安、规划、计生等多个系统的问题逐一暴露，带出了行业腐败和公共资源被权力操纵的现实。简单的官员贪腐案，在地表之下却隐藏着巨大的根系，这也解释了“房妹”事件调查推进为何艰难缓慢。
　　有此前车之鉴，无怪公众担心“房姐”调查重蹈覆辙。与“房妹”事件的主角、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相同，“房姐”也是出自手握资源的部门，一样是有两个户籍、多个身份、巨额房产，一样是在公职之外还有自行经营的公司，甚至同样在事情曝出时已经去职。我们有理由质疑，“房姐”是否也通过不同身份的转换将权力变现、将公共资源私人化，并通过两个户籍将这些财富隐蔽并消化？而她在地表之下的根系，又涉及了哪些权贵、哪些部门？
　　“房姐”事件的调查不应再走“房氏家族”的老路，被动式的调查等于向公众展示制度反腐的乏力，也使常规的举报渠道失去信任。事实一再证明，类似事件中，所有想捂住真相的企图最后都使自己陷入被动，而且给自己贴上“同流合污”的标签。因此，相关部门积极作为才是最明智、成本最小的方法，不仅能还公众一个真相，而且也给自身一个挽回信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