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表现形式是全社会商品价格的上涨。一方面，粮食价格仅仅是整个社会商品价格的一部分，结构性的粮食价格上涨，并不一定代表全社会商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作为全社会商品链条的最上游，粮食价格的上涨又可能逐步向下游传导，从而影响整个商品体系的价格。
因此，粮食价格对整体通胀形势的影响，一方面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合理的手段加以控制。
我国CPI未发布具体权重，但通过简单分析可估测出食品价格约占1/3的权重，食品价格的变动对CPI的影响较大。由于粮食仅占1.7%的权重，因此粮食价格变动对CPI的实际影响很小，但粮食属于必需品，其价格变动受关注程度高，所以粮价变动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影响更大。
而食品价格对CPI整体的影响，我们认为：
首先，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大，对CPI变动的影响也大。
2002年1月至今，我国CPI指数共上涨了19.6%，年均增长1.92%；食品价格共上涨了91.6%，年均增长6.29%；非食品价格共上涨了9.5%，年均仅增长0.86%。食品价格年均拉动CPI同比增长1.57个百分点，而非食品价格仅为0.35个百分点。可见，我国食品价格不仅长期处于较快上涨的态势，其对CPI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明显。
在我国，食品价格受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农产品的生产是以农户小规模种植、养殖为主的，对于市场缺乏理性预期和判断，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较差；行业的进出入门槛较低，市场往往放大周期性波动；防灾减灾能力较弱，易受短期灾害影响；价格发现工具（如农产品期货市场）还不成熟、健全。
其次，食品价格大幅波动导致CPI过快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近年来，我国食品价格受粮食、猪肉、鲜菜等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屡次上涨并推动CPI涨幅超过政府通胀控制目标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如2007年受猪肉价格推动引起的CPI上涨，至2008年2月我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达到23.3%的高点，CPI则同比上涨8.7%，为应对通胀压力，人民银行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并在2007年连续加息6次。而同一时期，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不断深化的金融危机，都采取宽松甚至超宽松货币政策，我国央行直到2008年10月30日才首次降息。可以看出，食品价格的高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货币政策的发挥空间。
目前来看未来10年我国食品价格仍将保持长期上涨的趋势，主要原因包括：
1.随着我国粮食供应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整体食品价格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加。
未来十年我国粮食供需将处于紧平衡，除稻米外对进口粮食的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从长期来看，美国推出QE3货币政策，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冲击，能源、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巨大，粮食作为整体食品的最上游，其输入型通胀压力将进一步传导至整个食品行业。
2.经济增长、快速城市化导致食品需求总体增加和需求结构变化。
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1.3%，10年来年均城市化率提高1.36个百分点，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使得我国居民的食品结构由粮食、蔬菜转向肉禽和奶蛋。粮食作为饲料原料的间接需求增长快于作为直接需求的口粮的下降，导致我国食品需求总体增加。同时，城市化过快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还带来农村出现暂时“空心化”的现象，不利于农产品的供应增长。
3.我国可用耕地少，生产规模低。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为世界均值的一半。农业生产一直处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下，不仅耕地面积狭小，而且地块分散，这造成我国农业对劳动力过度依赖、机械化程度低。与发达国家大型农场的集约化耕种模式相比，我国人均农业产值仅为美国的1/10，单位面积的拖拉机数量仅为美国的1/3，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此现状仍将难以改变。
4.流通成本仍将长期偏高。
一是运输成本上升。我国主要城市蔬菜、水果、肉类等食品自给率偏低，需要通过异地运输，随着油价、通行费、汽车修理等费用的上涨，近年来食品的运输费用不断增长。二是流通环节增多，农产品产销往往需要经过“农民—收购商—运输—批发市场—分销商—零售商”的产销链，流通环节较多提高了农产品的流通成本。
从国内情况看，未来10年我国经济整体增速将由过去10年的接近两位数增速逐步回落至6%~8%，逐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速的“软着陆”，社会总需求难以出现大幅增长。
从国外情况看，在全球流动性较为充裕、通胀预期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央行推出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下降，以及国际收支不断向平衡状态靠近，将逐步减少境外资金大规模流入的压力，外汇占款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将下降。总体来看，未来我国整体通胀水平保持温和上涨的可能性较大。
食品价格仍将是影响通胀出现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
尽管从整体看未来我国通胀将保持温和上涨，但受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未来10年仍可能出现若干次较大的波动。其一，在全球流动性和金融资本的参与下，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频率不断增多，振幅有所扩大，对我国粮食价格产生波动性影响；其二，全球极端天气变化增多，对粮食、蔬菜等作物产生波动性影响；其三，受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的制约，我国猪肉价格仍未摆脱3~4年一个波动周期的影响，猪肉价格大起大落仍将左右CPI的走势。
（一）积极发展国内生产，坚持粮食基本自给方针不动摇。
要坚持把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作为粮食产业发展的总体方针。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要立足国内资源条件，保证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我国粮食需求数量大，加之国际市场变数多，单纯靠进口不能解决我国粮食需求快速增长的问题。坚持把转变生产方式作为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的根本途径。坚持把优化区域布局作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战略举措。坚持把加大扶持力度作为促进粮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大力推进良种研发应用、着力解决干旱问题、积极推进机械化、努力减少产后损失。综合运用生产、消费和流通等政策，保护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二）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增强国内粮食供给稳定性。
一是改革传统进口思维，实施积极的进口策略。要把传统的以应急为目的的突发式进口，转变为积极的常态化进口。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在国内粮食供给充裕的情况下，如果国际粮价低于正常水平，也可以大量进口，进入国家储备，不进入即时流通。以现期的进口补足远期的供给缺口；
二是积极实施农业企业“走出去”战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积极支持农业企业在亚非拉地区“走出去”，培育我国的跨国农业企业。可考虑与亚非拉国家建立农业合作开发区，通过增加全球粮食供给间接稳定农产品价格，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同时积极参与区域间和国际农产品交易、储备、定价等市场机制的构建。
（三）积极研究建立更科学的通胀预测和控制政策体系。
一是对以CPI作为衡量整体通胀水平主要指标的体系进行调整。可尝试建立GDP平减指数、GDP增速与M2增速差值、核心通胀指数等一系列反映通胀水平的指标，多角度衡量识别结构性通胀和货币性通胀，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多科学参考。
二是货币政策应对结构性通胀和全面通胀区别对待。由于食品价格受短期供求关系引起的CPI上涨和全面通胀的产生原因不同，应对机制也不同。
三是建立与我国国情及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合理通胀水平衡量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对货币增长具有依赖性，通胀水平也要高于发达国家。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不宜以欧美经济学教科书中的3%作为控制通胀的标准。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通胀水平仍处于可控范围。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显著高于通胀水平的前提下，货币当局可建立与我国国情及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合理通胀水平衡量标准（如GDP增速的一半）。
四是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可考虑建立保障性食品管理局，对离退休人员、低收入人群定向发放食品补贴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