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市场化改革走走停停前后20余年，终得在2013年解去行政管制的枷锁，闯入一个由市场主导的交易体系。
　　概而言之，煤炭市场化改革始终在“价格”问题上反复纠缠。1993年起，逐步放开煤炭价格。1996年起，对纳入订货范围的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电煤价格双轨制始于此时。
　　2002年起，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代之发布参考价。2004年后，逐步取消政府直接组织订货方式。2010年，国家终止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会，取而代之为网络汇总。
　　在煤炭供需宽松、煤价下行的经济格局下，多方利益博弈之后，电煤市场化改革新方案出炉。自2013年起，彻底取消重点合同，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不再下达年度跨省区煤炭铁路运力配置意向框架。
　　此次改革自2012年6月开始酝酿。改革前夜，国务院、发改委连发三份文件，为破旧立新、清理积弊做足政策功夫。三份文件分别是：《关于解除发电用煤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的通知》、《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做好产运需衔接工作的通知》。
　　改革势必触动旧有利益格局。国务院在改革文件中也特别提出，“电煤市场化改革涉及重大利益调整。”
　　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场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科学合理的电煤运行和调节机制”为目的的市场化改革中，到底涉及哪些利益调整？市场改革动了谁的奶酪？
　　溯根求源。问题的答案蕴含在从双轨制到完全市场化的变迁之中。
　　我们知道，重点电煤合同煤与市场煤在资源供给、运力配置和价格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两者的差异体现在，国家监管重点电煤合同兑现率以保障供应、限制重点电煤价格和涨幅以缓冲对电厂冲击、为重点电煤保障并配置铁路运力。
　　电煤改革抚平煤炭之间的价差。从产业链布局上分析，煤炭与电力之间的利益首先被调整。重点电煤合同的存在，一直对电厂形成庇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部分地区上网电价偏低的事实。
　　取消重点合同，电厂头上的保护伞不复存在。当然，受合同兑现率影响，这把伞时大时小。但在电价尚未放开、电力体制改革亟需深化的格局下，电厂控制的就是电煤价格。
　　不同于电厂，煤炭企业在此轮改革中呼声最高，行业组织多次奔走游说。个中缘由很简单，煤炭行业认为煤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煤炭短期宽松不能掩饰长期产能不足，煤炭产能超前建设而非产能过剩。
　　虽然在近期煤炭仍然维持平淡状态，但电煤并轨带来的煤价上涨已成现实。在2013年电煤产运需衔接中，煤炭企业提出的合同价格均比去年上涨。煤炭企业实实在在的利益摆在眼前。
　　除煤电双方外，寄生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社会组织、有关系的个体，也将在新的交易模式中被淘汰出局。最为明显的样本是，煤炭“代发户”失去了增加流通成本、攫取利润的机会。
　　业内人士介绍，改革前煤炭、电力双方有的不能直接见面，通过中间机构代发煤炭。煤炭“代发”有两种情形，一是在签订重点合同时，一吨35元左右的“代发费”叠加在煤价之上；二是在重点合同兑现时，“代发费”的多少决定兑现率高低。出于交易模式的钳制，下游用户吨煤承担较高的代发费用。
　　“代发费”是附加在煤炭身上的种种税费、基金之一。诸如点发费、可持续基金、铁路基金、河道管理费、村庄搬迁费等等成为煤价的负担，也是一些地方和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国务院在改革文件中也特别提出，“进一步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严肃查处乱涨价、乱收费以及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如果此条例可以贯彻实施，一批寄生在煤炭产业链上的“虻虫”有望得到彻底清理。
　　电煤市场化改革路途艰难，但终有所得。电煤改革的正能量撩动电力体制、电价机制、铁路运输改革的神经，他们在中国体制改革的大盘子里蠢蠢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