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国家发改委称，从今年2月1日起调整呼吸、解热镇痛和专科特殊用药等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共涉及20类药品、400多个品种、700多个代表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5%,其中高价药品平均降幅达到20%。（1月8日《北京晚报》）
　　最近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一句“居民医药负担仍较重”，可谓中肯地指出了医疗卫生事业问题所在：毕竟，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首要表现即为药价高，超出了民众的支付能力。针对这种局面，新一轮医改的方向也相对明确，比如药品招标制度改革、付费方式变更、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出台等，都旨在降低药品终端价格。在这个大的改革背景下，对大批药品实行降价，无疑释放出新的利好。
　　通过国家的价格调控直接给药品降价，同样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当然也是减轻看病负担最直接、最立竿见影的方式。现在有些药品价格过高，部分是因为在冗长的流通成本之外，药品价格里还存在不必要的水分，这个按照目录降价的过程，是将这些水分挤出来的过程。
　　不过，要看到，挤出药价的水分与看病负担减轻，是两个概念。医疗市场相对特殊，它跟普通的商品或服务市场不同，不是说产品价格降了，消费者通过购买，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好。这一批次的降价药品多为临床用药，临床用药意味着患者不能自由购买选用，那么，降价的利好能不能最终传导到患者手中，牵涉若干向上的关联环节，比如这批药能不能被医生写入处方，在不在医院的采购范围之内，甚至说，药商企业会不会继续生产，等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预设前提。换言之，药品降价的实惠，有可能经过流通环节的层层过滤，到不了患者手中。
　　其实，这正是当下医药事业的困境所在。目前，国家发改委指导下的药品降价，大大小小已经有接近三十轮，降价累进幅度和覆盖面，理论上是相当可观的，但患者的实际看病负担，很难说已经稳定在了较低水平，其中关键在于，药品降价是在一个不合理的医药卫生体制上进行的，降价效果最直接，但是却没有打通体制的病灶，降价效果也最容易被消解。所以我们看到，药品降价时不时在进行，但因为利润空间的压缩，有些药品改头换面以新的包装、价格出现，有些药品则从医生的处方和医院的采购目录中退出，有些药品在降价同时也降低了质量，还有不少低成本但市场需求量大的廉价药直接退市，药品降价的利好被这些因素稀释殆尽，陷入“一降就死”、“一降就没”的局面。
　　因而，药品降价的实惠要真正被患者享受到，离不开一个基本前提，即整个医药卫生体制是顺畅而良性的，只有体制畅通，在这个体制之下的医生、医院、药商、药品生产企业等角色，才能摆脱利益的掣肘，在其职责范围之内从事医药事业，不至于对降价利好进行层层截流。当然，这种局面的到来，只能依赖新一轮医改的深入，通过涉及方方面面的改革组合拳，为药品降价提供制度兜底，有制度兜底了，药品降价的利好传到百姓手中，自然是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