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两则关于慈善的新闻引人关注:2012年11月，广东省慈善总会联合媒体发起公益行动，号召为西部山区孩子捐款捐书，然而募捐30天，仅收到100元。（1月7日《工人日报》）1月6日，儿慈会13项基金被指从未捐助，儿慈会对此回应，因官网改版，信息还在填写中。（1月7日《新京报》）
　　30天募捐100元，无疑是种尴尬的写照。募捐遇冷，是因民众吝啬？其实不然，每逢灾祸来袭，人们便慷慨解囊，已证伪了“爱心矿藏匮乏”的说法。只能说，这场公益募捐没能激活潜藏人心的慈善能量。
　　意在济贫的募捐，遭遇民众“捂紧腰包”，不排除其宣传面偏窄、处于非灾祸的时间节点等因素，可毋庸讳言的是，它跟官方慈善机构的信誉滑坡有关。正因募捐机构难为公众所信任，所以无以汇聚爱心暖流。
　　义捐不受待见，这并非首例。去年8月，深圳绿基会发动义捐活动，称获捐资金将用于城市景观林带建设，结果也遭到一边倒的抵制。“拒捐”成为民众的默契，与其说是慈善气候欠佳，不如归结为，这类募捐难以调动民众的行善热情。
　　而儿慈会13项资金显示“零捐助”，受到一片质疑，也佐证了官方主导的慈善的窘境：因运作暗箱化，抑或善款流向不明，导致它动辄得咎。尽管“官网改版”的解释或许属实，可它的公信力下跌，却是不争事实。
　　应该说，官方慈善的公信力困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是负面形象叠集的恶果。从郭美美事件到善款发霉，它俨然掉进“丑闻烘烤——舆论诟病”的循环，损害了自身公信，也冷却了民众的爱心热度。《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中就显示，我国慈善业“年度透明指数”为45.1分，与人们期待相差甚远。
　　在此情境下，募捐遇冷，也是为公信危机“偿债”。拒捐成人们的道德选择，正是对慈善现状的不满，是种迂回的监督诉求表达——慈善信息不够透明，行政主导下的慈善运作效率低下，慈善下指标摊派，“雁过拔毛”式的利益攫取等沉疴，都在消解着慈善的感召力，都亟须纠偏。而网友爆料，将儿慈会推上舆论风口浪尖，也是对慈善运筹的积极监督。“在场的监督”，是对慈善机构规范运作的倒逼。
　　慈善业的“内伤未愈”，确需刮骨疗毒。事实上，基于官方慈善的信誉流失，政策性救赎也在日益迈进：前不久，民政部等要求慈善机构公开善款来源去向；北京还拟建统一的慈善信息化平台，规定慈善机构不及时公开最高罚3万。制度补全，有助于慈善业信誉空格的填补：当善款不再在“闭门操作”中成谜，运作效率得以提升，慈善机构去“行政化”的步子也日趋稳健，慈善解冻，就不会遥远。
　　募捐遇冷，映衬了官方慈善的窘迫，但它未必全是坏事——“危”也是“机”，若慈善机构亡羊之后，自觉补牢，恪守价值序列，早些责任归位，聚拢信任资源并非难事。换言之，当慈善业脱胎换骨，烙上“责任”印记，募捐善举与社会爱心喷发之间，也就能找到无缝的对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