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经济有质量的增长，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是一条重要途径。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几个基本条件。比如界定清楚什么是实体经济，比如金融体系运作必须有效，比如不同融资工具之间必须具有替代效应，采取市场化方式而不是政府主导等等。若没有这些基本条件，融资成本降得再低，这些资金是否会进入实体经济仍是相当不确定的。没有这些基本条件，低成本融资不仅无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反而会吹大资产价格泡沫。
以笔者的观察，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下，低成本融资能否进入实体经济还相当不确定。这既有政策对实体经济的界定问题，也有金融市场本性的问题，需要靠制度安排来保证。
一般来说，实体经济是相对于金融经济或虚拟经济而言，因此商品与资本两者的定价基础、定价方式、供求关系及市场运作方式有严格区分，两种经济需求也容易区分。但如住房及一些既有消费属性又有投资属性或炫耀性属性的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界限就相对模糊，如果没有清楚的界定及用相应的政策来限制，这些商品就会转化为投资性产品而非实体商品了。
2008年至2012年，我国银行信贷增长高达35万亿以上，社会融资总额达63万亿以上，是1998年至2002年期间信用增长量的近10倍。这5年的融资成本很低，但这些低成本资金基本上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流入各种资产，特别是流入以投资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因为金融市场过度信用扩张把住房价格推高后，住房市场转化成以投资炒作为主导的虚拟经济市场。在这样的市场内，融资成本越低，利用金融市场杠杆进入投资炒作的人就越多，资产价格飙升就越快。这不仅使得国内金融体系积聚了巨大潜在风险，也使得实体经济根本无法获得低成本的融资。近几年农业融资困难，很大程度与此有关。因此，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前提，是中央政府用政策对“实体经济”做出严格界定，建立起化解弱势行业及企业融资困难保障机制，制定严格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法律制度。
当然，要促使低成本融资流入实体经济，还得要个有效的市场机制。如果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没有形成及金融资源不能有效配置，那么融资成本再低也无法流入融资困难的实体经济，更不要说，用低成本的融资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了。近几年来，国内金融市场政府管制过多，价格严重扭曲，致使民间信贷活跃、高利贷盛行、炒钱之风狂烈、银行理财产品突飞猛进、信托贷款剧增、影子银行风险巨大。尽管政府采取管制方式不让更多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开发资金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比重越来越低，但房地产业却能通过各种委托贷款公司、信托公司、海外贷款机构、银行个人理财委托贷款等工具融集到大量资金。这种现象不仅在于资本具有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本性，投资项目的风险越高，资本追求的激励就越强烈；而且在于政府管制主导下的国内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用隐性担保，这就使得低成本资本更不容易流向实体经济。国有大型企业从银行获得低成本资金拿去放高利贷并非仅是个案。
2003年前，由于银行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占比达90%以上），因此，银行融资成本的高低也就决定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低，特别是利率还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过，随着融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工具是可相互代替及多元化的。在这种企业融资渠道已有了较大变化的条件下，不仅银行信贷融资占整个融资的比重下降，而且多元化融资渠道让企业有了更多选择。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随着银行利率市场化程度提升，企业无论是来自银行信贷市场融资还是来自其他市场融资（信托、债市及股市等），其成本高低并非通过政府的政策手段实现，而更多取决于企业本身素质、权威性更高的信用评级体系建立及利率市场化的程度。
国内企业股权融资的成本较低，所以企业都渴望进入资本市场。而对银行信贷融资而言，在半开放及融资多元化的条件下，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来降低融资成本并促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2012年上半年，央行连续下降利率，但贷款加权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商业银行利率上浮没有减少而是增多。因为，在政府对信贷严格管制下，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是规模竞争，而利率半开放恰好提供了商业银行上升利率的动机。
既然企业融资成本高低更多的是来自市场因素，那政府现在最要紧的就该是推进金融体系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特殊的优惠政策来保证弱势行业或企业能解决其金融约束的问题，而不是以行政干预的方式来推低利率。由于金融市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过度强调降低融资成本，容易让高风险企业及项目把其风险转移到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或银行体系潜在风险增加，不仅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还会造成虚拟经济的繁荣，而虚拟经济繁荣将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