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25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表主题为“中国必须通过的减速关”的主题演讲。蔡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缘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人口红利的消失带来的。具体考虑中国国情，要提高潜在增长率有两个办法，一是继续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技术进步，二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如果持续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没有就业的冲击。
蔡昉说，当前中国经济要减速，看上去不乐观，但其实和中共十八大的部署还是一致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再翻一番的意思是什么，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了9.2%，2012年会在7.5%甚至更高，那么再往后其实不要7%的年均增长速度就可以翻番。所以这个目标是很宏伟的，但是并不要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留出了余地来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去30年，中国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更是高达11.3%，但是未来可能到10%以下，甚至可能在8%以下，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减速，它是个关。
2012年上半年一直到现在，大家听到的都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过去国际上有所谓“中国崩溃论”，预计中国要崩溃但是一直没有崩溃。国内也有很多人经常会担心，反复地说要速度跌。这回“狼”终于来了，1-9月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7%，从2006年到现在，即使在经历金融危机的2008年、2009年，增长速度也没有这么低，这让那些喊“狼”来的人们欢欣鼓舞。
但是接下来要看，这个“狼”看上去并不可怕。中国一直怕经济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温总理说多次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也要保八。为什么？因为GDP增长8%以下就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就会产生社会问题。1-9月份增速是7.7%，但到9月份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超过1000万意味着到9月份为止，已经完成了全年计划，还超过了14%。到9月份的时候，有很多省、市、自治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的增长幅度接近20%。提工资意味着劳动力还是不足的，企业招工难。也就是说从劳动力市场状况看，没有像以前认为的承受不起8%以下。
为什么我们多年怕“狼”来了，“狼”来了以后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凶恶本性？并不是说以前我们错了，而是说今天的格局跟过去不一样了。基本的原因就是，如果持续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就没有就业的压力。所谓潜在增长率，就是根据一国现在所拥有的生态要素、劳动力、资本，由现有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正常增长速度。潜在增长率有一个前提，就是假设充分就业。因此如果实际增长速度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话，就肯定是充分就业，甚至可能是招工难。
有测算显示，到目前为止“十二五”期间平均的潜在增长率是7.2%，具体到今年是7.5%。2012年初开两会的时候，温总理宣布2012年预计GDP增长7.5%，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看是7.7%，也就是说高于潜在增长率。那么很显然，就不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大幅度的冲击。
再看更长期的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不是越快越好。蔡昉说，并不是越发达的经济体增长速度越快，经济增长快是一种赶超现象，越是发达的经济体越不可能实现超常的高速度增长。
人口红利渗透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如果人口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没有了，那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就会发生变化。
蔡昉介绍说，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可以在赶超的过程中实现更快的速度，有很多解释，比如说这个经济体之前可能有战乱，政治腐败，当这些问题解决了，技术差距成为了后发优势。更重要的一条则是，有没有人口红利。
学习经济增长理论，一定要学罗伯特·索罗写的论文，他是所谓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索罗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在这一情况下如果不断投入其它要素，比如说资本，就会遇到报酬递减的现象，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快，甚至不能靠单纯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就完全来自于生产力的进步，更具体的说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时候一个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超乎于其它国家，那么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更快。
在这个假设之下，克鲁格曼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批评东亚模式，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认为这些经济体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因此他预期它们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最终都会停止下来。然而虽然经历了东南亚经济危机，但是这些国家的长期增长并没有受到伤害，最后亚洲四小龙都成为了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其它的亚洲国家也还在继续增长。原因是什么呢？
蔡昉提出，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存在一个根本缺陷，就是说它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当代东亚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些经济体有人口红利，有二元经济，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提供出来，因此就可以不断地投入资本，得到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因此有没有人口红利，就决定了这些经济体有没有赶超的机会。
中国过去也是有人口红利的。所谓人口红利，简单地看就是劳动年龄人口是增长的。
迄今为止，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是在不断地增长，被抚养的少年劳动人口是减少的，老年人口虽然增长，但它的绝对数量并不高，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也慢一些，因此总的人口抚养比是下降的。在这个时期，中国就获得了人口红利。
蔡昉说，我们做了一些分解，过去30多年平均接近于10%的增长速度都是由什么构成的，71%的贡献来自于资本投入，固定资产的形成；8%来自于劳动力投入，就是人口红利；4%来自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红利直接相关。此外，人口抚养比下降，也就是狭义的人口红利贡献了7%。剩下的残差，也就是解释不了的东西叫做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也充满了人口红利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抚养比低人口负担就轻，生产出来的剩余就可以储蓄起来实现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劳动力不短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不会遇到不断地投入资本导致报酬递减的现象。至于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技术进步，还有一个是资源的重新配置。
蔡昉说，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来自于人口红利。这并不是说经济增长只靠人口红利，靠的还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不搞经济建设，中国有人口红利也没有用。
但是，人口红利渗透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如果人口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没有了，那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就会发生变化。
劳动力的增长率2010年以后开始负增长，对经济增长形成了负贡献。投资的增长率过去非常高，今后也一定会下降，因为劳动力如果不继续增长，那么资本增加投入的报酬会递减。而且将来的储蓄率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高。
现在这一变化就已经出现，我们发现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蔡昉说。
据他介绍，我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是在2010年，从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清楚看到，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15到59岁的年龄段的人口，从2010年以后开始绝对地下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了负增长。
如果把15到59岁的人口数量做分母，把15岁以前的人口和60岁以后的人口做分子的话，得到的人口抚养比相应的就从2010年开始不再下降，反而提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从2010年开始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尽管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一段时间内对经济增长还会有一些潜力，但总的趋势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人口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始下降。首先劳动力的增长率2010年以后开始负增长，对经济增长形成了负贡献。其次，投资的增长率过去非常高，今后也一定会下降。因为劳动力如果不继续增长，那么资本增加投入的报酬会递减，而且将来的储蓄率也不会如同之前那么高。
在此，蔡昉对一些争议话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大家会问，一般人们都是把15岁到64岁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你为什么突然又转换了概念变成了15到59岁的人口呢？道理有两条，第一个，中国的退休制度就是满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甚至有一些工种55岁以前就退休了。第二个，是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受教育程度有关。美国每一个年龄段人口受教育的程度都比我们高，而且在各个年龄段，他们受教育程度是一样的。但在中国，是年龄越大的人受教育程度越低。我想要24岁的人找不到，要34岁、44岁的也没有，但54岁、64岁这些人又受教育水平太低，可能没法掌握我们所要求的技能。因此从这两个理由看，60岁以后中国普通的劳动者，很难再成为劳动力供给。
至于为什么要假设投资增长不能维持过去那么快的速度，蔡昉表示，最近看到很多评论，有人说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进行城市化，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建设基础设施，但是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到，中国已经超越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投资的规模效应递减规律将开始发生作用。我借鉴了不同学者的测算，我们自己也做了测算，中国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一直在下降，在过去的几年里，下降得格外快。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你愿意在报酬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继续投资吗？或者说，你愿意，但你能够保证得到盈利吗？其实不可能。因此，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投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的。
解释过这两方面问题之后，蔡昉认为就可以来估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了。按照他的估算，199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1995年到2009年，潜在增长率是9.8%。这两个预测都已经和事实相印证了，和最终的真实增长率也都差不多。在“十二五”期间，2011到2015年的潜在增长率降到只有7.2%。到“十三五”期间，2016年到2020年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只有6.1%。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条途径，一条是技术进步，这对中国来说有很多捷径可走，因为在技术上中国和发达国家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可以带来后发优势。还有一条途径，就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如何认识当前中国面临着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蔡昉认为目前的潜在增长率更平和，更可持续。他说，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如果每年能够做到7.2%-7.3%的增速，到2020年就不是GDP总量比2010年翻番了，而是人均GDP也可以翻番，因为今后十年中国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三。
他强调说，2012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速度显得很慢，只有7.7%。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听到企业、投资者、投行、经济学家的呼声，听到外国人希望你能够刺激经济的劝告声。但是假如说潜在增长率确实在7.2%左右，可以保证充分就业，那么中国就不用额外创造需求。
过去十年，中国年平均消费需求对GDP的拉动作用是4.5个百分点，投资需求拉动是5.4个百分点，出口的需求是0.56个百分点。中国一直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到消费需求驱动上去，不要过度依赖出口。如果中国今后不要出口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假设为零；投资的拉动能够缓下来了，比如说把它减到一半，还剩2.7个百分点；那么这2.7个百分点加上消费需求拉动的4.5个百分点，正好是7.2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说当前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和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不需要人为地去加大投资，去增加需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增长速度，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二战后，日本人口抚养比下降，是有充足的人口红利可以获得，于是日本实现了20多年9.2%的高速经济增长。然后日本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相应的它的潜在增长率就大幅度地跌下来了，但是日本的民间不甘心，政府也不甘心，于是就开始刺激经济，用了各种各样刺激方案，和中国现在采取的手段也很像，如区域发展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的刺激规划等等。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它刺激房地产业，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泡沫，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裂，以后陷入到了长达20年的零增长。
但是，潜在增长率也是可以改变的。潜在增长率可以分解成劳动力供给量、资本供给量和生产力能够多快地提高。如果改变了这些东西，这个经济体就还能发展得更好一些。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其它的办法可以做一些模拟得出。之前都是假设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是在下降的。这里说的劳动人口是指15-59岁能够达到红利的人口，但是这些人不一定会工作，他可能想上学，大学生就肯定超过15岁了，这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率。还有一些家庭妇女或者家庭妇男，他们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也就降低了总体的劳动参与度。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以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不想就业。那么尽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是在下降，但是如果能够提高劳动参与率也可以抵消这个下降的趋势。
中国现在的参与率大概是60%-70%，假设从今天开始到2020年这期间，中国的劳动参与度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通过测算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可以提高差不多0.9个百分点。所以当前有关部门在琢磨延长退休年龄。这很正常，如果把本来应该60岁退休的人改成65岁退休，当然会增加劳动参与率。
再比如说降低失业率。目前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其实已经很低了，只有4.1%，所以也没有特别大的余地。真正的余地在什么，在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稳定化、充分化。目前大家知道，官方用常住人口定义的城市化率是51%，用非农业户口人口比例定义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率则只有35%。这16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1.6亿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没有得到城市户口，因此他们就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他们就不想在城市退休，因此也就不可能干到60岁。其实一般他们40岁上下就退休了，回到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立竿见影。
还有一个，假设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也会明显上升，据测算会增加接近一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两条途径，一条是技术进步，这对中国来说有很多捷径可走，因为在技术上中国和发达国家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可以带来后发优势。还有一条途径，就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力差距非常大，如果能够达到更好的配置，比如说企业的生产力差距达到美国的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50%。这就需要改革，要创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制度环境，把所有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均等化。总之，改革是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改进。
问：您好，蔡老师。我主要做大宗商品的，听您说投资增长率要从5.4%降到2.7%，我感觉未来前景比较悲观。能不能说说是怎么预测的。
答：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其实重点不是预测。我想说的是人们通常会看到今天的增长速度降下来了。无论是现实的1-9月份的7.7%，还是学者说的7.5%，或者“十二五”的7.2%，都被认为速度偏低，还可以刺激需求把这个速度提上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不需要刺激需求。有两点原因，一个是刺激需求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用区域发展战略的办法，用产业政策的办法，用大规模刺激性投资的办法，会造成产能过剩，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偏离比较优势，甚至产生泡沫经济。第二个是也没有必要。你看我们“十二五”的潜在增长率是7.2%，这个7.2%完全可以用很平衡的方式得到。另外，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非正常的大规模扩大投资。假设5.4的百分点降一半2.7个百分点，消费需求是4.5个百分点，4.5加2.7，7.2个百分点，我只是为了凑7.2做了这么一个假设，也许不会下降到一半。
问：如果说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不匹配会带来不好的效果，那么地方政府还在大规模地投资，而且投资的数额非常巨大，您对此怎么评价？
答：我接受比较正常的速度、偏低一点的速度或者接受潜在增长速度，中央政府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在“十二五”规划中定的是7%。五年规划从来都定的低但是现实中还追求高，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主动定了一个8%以下的增长速度，这在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过，最糟糕的时候我们都要保8%。我相信中央政府越来越接受真正降下来一点的速度。它的理由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觉得中央政府越来越真心要接受这样的速度，那么它就应该在各个方面，包括考核干部上有新的考虑，还有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责任和事权的重新分配上也要有新的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到了今天这个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再是口号，应该体现在每一个方面，凡是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都应该改革。
问：有人提出，未来二十年中国还有8%的经济增长潜能，它的主要依据是后发优势，现在中国和1951年的日本非常类似，日本在1951年以后保持了二十年的8%的增长速度，您怎么看？
答：刚才我也说了，今后二十年中国实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如说8%也不是不合理。刚才预测的是7%到6%。我们假设今后二十年我们潜在增长率只有6个百分点。那么提高劳动生产参与率可以增加接近1个百分点，如果再增加一点超过8%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所强调的是，我们不要去人为地用刺激需求的方式超过这个潜在增长率。但是提高潜在增长率永远是好事。林毅夫教授强调我们有技术差距。我认为我们还有后发优势。跟日本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比，也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想强调的一个，我们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也很像，日本1990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一年，我们现在也正是人口红利消失的时候。这个时候日本采取了刺激政策，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我们要避免这个错误。日本犯了这个错误的代价是跌入了高收入的陷阱，我们要是犯了这个错误只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在国外多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全球变化人文因素国际项目中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等刊物编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别获得“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等表彰。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