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我肯定答不出来。虽然也有一些专家试图给新型城镇化下一个严格定义，但我想，要找到一个权威的大家都认可的新型城镇化定义，可能很难，或许下定义的专家本人都未必清楚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走新型城镇化之路从三个方面做了阐述，但这只是原则要求，说不上是严格的定义，即使是定义，也不能全面涵盖新型城镇化之“新”。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据说未来十年城镇化是中国扩内需的重大战略。经济工作会议也已把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作为今年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许多地方都正在或已经制定了新型城市化的规划，相关专家学者也忙着在全国飞来飞去，向地方主政者推销自己的新型城市化方案。
　　2012年已经过去，从经济角度说，2012年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经济遇到很大困难，增速虽然实现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但却降到近年来的低点。对中国来说，由于还有繁重的就业压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压力，以及其他一些需要充足财力保障才能做好的事情，所以，仍需保持一定的增长水平，因为财政的增收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从长远看，要使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前提应是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而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从而也是保证经济较高增长的优势所在。相关统计显示，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来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一些机构已经预测，由于有了城镇化的政策保障，今年经济至少能够达到8.2%的增速，远高于去年增长水平。凡此种种，决定了今年的工作重点还是会放在如何把经济搞上去。
　　把经济作为优先处理的事项虽然符合中国当前情形，不过，我担心的是，假如大家都把眼睛盯在城镇化上，恐怕中央对新型城镇化之“新”的要求就会落空。道理很简单，各地打城镇化的主意，着眼不在城镇化的“新”上，更多还是出于GDP和财政收入的考虑。如上所述，毕竟只有经济增长，才有财政的增收。如果这样，目前各地大张旗鼓的城镇化很可能会变成“穿新鞋，走旧路”，回到过去见物不见人的城镇化状态。
　　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所批评的，它是被GDP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是一味以西方城市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是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城镇化。简单地说，目前的城市化异化成了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动，它一方面把农民赶上楼，剥夺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另一方面，又驱使农民进入城市，干又脏又累的活，但却长期只拿大体相当于城镇同等人群一半的报酬，给农民造成双重伤害。
　　所以，让城镇化回归到中国特色城镇化上来，走一条与已有的城镇化不一样的“新”路，就不仅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再次强调，并不知道什么叫新型城镇化，但我想新型城镇化之“新”，至少应该体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要有个性特质，二是要有人本气息，三是能够城乡互补。城镇也是有生命的，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城镇应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不能千篇一律、千城一面，这样的城市没有个性，自然也体现不出“新”来。其次，推进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是为了使生活于这个城镇的人们日子过得舒心，这就要求我们的城镇化不能见物不见人，为城镇而城镇；也就是说，城镇的一切应当围绕人来展开，使之具有人情味，形成良好的人本氛围，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不是相反。
　　还有，新型城镇化不是不要农村，因此，城乡互补和融合在城镇化中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可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城镇可以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不能认为农村是城市的累赘，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谋求城镇的进步，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要力戒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