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国家面向二十一世纪消除
“二元结构社会”的制度进步与创新实践，是国家补齐中国广大农民应得利益的历史欠账所实施的惠民工程，是国家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久健康发展而实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实现中国资源空间价值，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总价值与国民个人总价值提升的国家工程。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树立表率和传播价值观的意义。
“城镇化”一词，最早于1867年由西班牙工程师A．
Serdad在其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中提出。根据他的定义，城镇地区包括农村、镇及镇以上的各级居民点。2000年10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采用
“城镇化”一词，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到目前为止，关于“城镇化”的概念，学术界仍无一个统一完整的解释。据初步统计，关于城镇化的定义不下30种。
在经济学领域对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最先系统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外国学者多数认为，农村城镇化是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城镇化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城市化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我国，农村城镇化是和农村现代化、非农化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城镇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途径。
城镇化道路，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多元化模式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各地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有差别，城镇化也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李强等人从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模式两个视角理解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特征，发现中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土地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空间上有明显的跳跃性、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条件等。将城镇化“推进模式”区分为七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创新性及灵活性，但如何更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促进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以实现城市增长的公平正义，亦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许经勇认为，中国特色城镇化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指出，农民工是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是和城镇化的本质相背离的。以歧视性的农民工劳动工资福利待遇为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很难把比较优势持续转化为竞争优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研究认为，城镇化是以城市为主导进行生产要素空间再配置的历史进程。城镇化道路有其内涵和发展规律，但不同的国情使得城市化的模式多种多样。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要提高各级城市和城镇的承载能力，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要引导城市和城镇共同发展，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加快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
刘玉、冯健指出，我国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城镇化战略。沿海地区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完善现代城市体系、提升城市群发展水平和加速城乡融合等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化战略重点应加快产业培育，增强本地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能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化战略重点应进一步促进城市集聚发展，培育重点与特色产业，强化城乡经济支撑体系；东北地区未来城镇化战略重点应放在重塑城镇化发展动力，优化城市网络结构和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等方面。
关于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仇保兴认为，要加快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关键是要培育一种合适的产业组织。有学者认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不断趋于多元化。辜胜阻认为，城镇化的发展有四个动力要素：基于信息化的城镇功能、基于社会分工的产业基础、基于人口流动的素质和基于二元结构的城镇管理体制，城镇化需要设立一种能为各种要素合理有效利用与耦合的制度，通过机制创新实现城镇化战略管理。
曹广忠和刘涛指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协调；服务业的驱动作用已超过第二产业，但工业仍是中西部省区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乡村工业化短期内对城镇化有延滞作用，但对城镇化的平稳推进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具有长期效应。
（一）城镇化与人口
一般认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有学者认为，要解决“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相匹配的问题。其突破口是土地征用体制的市场化，同时引入土地增值税和财产税来充实地方税基，为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与“户口”相关的基本福利。土地制度、财税制度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是解决高速发展过程中“空间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不匹配问题的有效政策组合。
余益中认为，城镇化应包括“物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两个层面。
“人的城镇化”对农村教育提出新要求：把农村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智力资源，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农村教育改革要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
李少元认为，城镇化地区教育与乡村教育存在诸多差异，应加强研究城镇化对农村教育决策的重大影响。农村教育布局需做重大调整；公民受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需有较大提高；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离农教育；城镇化不同水平地区应有不同的教育格局；劳动力不同流向区域应有各自特色的职业、成人教育；要把城市文明教育提上日程。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中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发展方向应由单纯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改革进入以推进深度人口城镇化为特征、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需要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深化改革的主导力量，以扩大城镇就业、户籍制度改革为基本导向，大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口城镇化道路。
（二）城镇化与财政
刘尚希分析城镇化对财政构成五大挑战：一是城镇化过程中庞大的流动人口对财政体制的挑战；二是城镇化过程中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划分对财政体制的挑战；三是城镇化过程中地方债务融资风险控制对财政体制的挑战；四是城镇化过程中收益与风险的分享共担问题对财政体制的挑战；五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协调对财政体制的挑战。
温来成认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之际，城镇建设和发展对财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规模、结构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成为推动财政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在税收制度领域，需要整合现行地方税种，提升财产税地位，开征若干新税种构成城镇主体税源，为城镇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工具；在城镇公共投资领域，要建立与市场化改革趋势相适应的市场准入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和公共定价与收费制度，达到公共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均衡；在预算制度改革方面，解决城镇建设中的公共服务和专项资金安排问题；在社会保障领域，重点解决农民进城后所面临的养老、医疗、失业等问题。财政管理制度变迁，就是妥善处理城镇建设中各级政府的职责与利益。
（三）城镇化与县域经济
辜胜阻提出依托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的观点：以县城为中心推进农村城镇化，以特色产业为支撑发展县域工业化，以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为基础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以回流创业为途径解决人才瓶颈。
闫冠宇认为，县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县域经济发展可以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反过来，城镇化的大力发展又可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县域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会受到地理区位、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制度与体制、认识与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县域经济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克服上述因素；并且努力做到突出区域特色，充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实施龙头带动战略，推进产业化经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确立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和城镇化中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产业集群，实施集中和集约经营。
（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驱动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的两个车轮。李炳坤指出，推进城镇化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和忽视农村，而应当进一步关注和支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充分利用推进城镇化这个宝贵机会，对农村面貌特别是农业产业布局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同时建设现代化农村。
胡必亮提出，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下，推进城镇化发展与推进新农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城镇化发展的推动力已经主要转变为来自于农村的各种因素，如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农村资金不断流入城镇等，而不主要是城镇本身的力量。新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也主要在于与城镇化相关的因素，如城镇工业的扩散、城镇交通的延伸等，而不主要是农村本身的影响。
徐光平认为，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妥善解决好二者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迁村并居的推进问题、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等；其次要深入研究二者协调推进的环境条件、动力机制和成功模式等；最后要重点探讨二者协调推进的对策措施，以指导实践工作。
城市化水平低。城市规模偏小，城市功能很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小城镇布局过于分散。小城镇的生态环境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城镇化建设缺乏规划，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盲目追求规模。许多地方不考虑地区的实际，一味追求大规模，一方面造成人、财、物的损失和浪费，另一方面造成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朱守银说，中国农村城镇化的主要矛盾已由开始的“低度城镇化”即缺乏城镇化支持的工业化转向
“过度城镇化”即缺乏工业化和规模人口支持的城镇化。
周元、孙新章认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形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性背道而驰；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基于此，提出未来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对策思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统一；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
李佐军等强调，中国高速推进的城镇化是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并影响了整个生态环境。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城镇化仍将快速推进，这将继续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必须加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在城市新区和新兴城镇执行更高环保标准，将环境保护要求纳入旧城改造，遏制城镇污染向农村扩散，努力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优化城镇布局减少环境污染，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等。
王伟同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进程本身并没有带来居民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相反甚至出现了阻碍居民福利改善的现象。这一结论表明，与民生福利相脱节的城镇化道路，固化了原有的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制下的差异化福利分配结构，甚至阻碍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因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协调发展，需要对现有城镇化道路加以反思。
肖金成认为，提高城镇化质量，首先考虑的是解决户籍问题。户籍不仅仅是一个户口本，而是附着在城市户口上面的福利，这才是它的要义。户籍问题的解决确实非常困难，但并不是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让农民工享受和所在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和保障。
第一大问题是劳动报酬。现在
“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却不同酬，或者说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过低。农民工为什么不把家庭接到城市来？是他没有能力，挣的钱不足以养活家庭，所以报酬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第二个是福利问题，应和城市居民一样。第三个就是保障问题，有很多人认为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是天文数字，政府解决不了。其实不然，因为农民工的保障是自己为自己保障，是自己和所在企业在缴纳社会保障金。三大问题解决了，进城农民就可以顺其自然地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住房问题并非是农民进城的障碍。现在很多进城农民把自己的家属也接到城里来了，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大房子租不起可以租小房子，总比两地分居强。现在确实存在进城农民租不到房子的问题，城市政府能否建一些廉租房面向进城农民出租，尽可能改善农民工的居住问题。这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解决进城农民的福利和保障开始，最后解决其户籍问题。
第二是农民工本地化。本地化不是让农民到户籍所在地的小城镇去解决他的城镇户口，而是他在哪里就业，哪个地方的政府就应该为他提供福利、提供保障、提供各方面的待遇。现在很多农民工输入地的政府不承担这个责任，而把其推给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是一个责任问题。农民工本地化的意义在于，在哪里打工他就为哪里做了贡献，当地政府就应该给他提供各项公共服务，即各种福利，政府不能推卸这个责任。
第三是农民工家庭化。让农民工一个人长期进城务工是不尽情理的，现在留守儿童受到重视，提出关心留守儿童，仅仅关心就够吗？现在还有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现在城市的空巢家庭有保障，有退休金，农村的农民没有保障，没有退休金，子女进了城，老了怎么办？所以将来的留守老人就会成为农村很大的问题。不让农民工全家进城，农民工就在老家建房，造成双重占地。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最终这些房子多数要放弃，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这是政策失误造成的。所以城市化问题，必须抓住农民进城的本质，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使农民工和他的家庭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把这“三化”结合在一起，市民化、本地化、家庭化，才是真正的城市化或城镇化。
宋健坤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第三次社会变革的标志。1949年至今，中国从国家制度建设方面经历过两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通过“要素体系聚合与创新阶段”，实现了公私合营改造，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时间，是“要素体系开发与整合阶段”，这段发展历程丰富了国民生活，盘活了资源要素，初步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体制问题。
第三次社会变革，将以“实施城镇化建设”为主题，其深刻内涵是中国将全面进入“要素体系创新与建立阶段”。从现在即将开始的这一带有深刻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造工程，预计需要推进至少30年时间以上。因为其充满未知，又布满荆棘，所以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发展时期。如果顺利度过这一阶段，中国将在新中国建国百年之前，按综合国力迈入世界大国行列，按人均国民收入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实施城镇化建设”之所以被称为第三次社会变革，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推进到必须通过改革来创新和完善社会制度的新阶段。当今中国负载的压力早已超负荷，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创新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均衡发展。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首先，要弥补其历史的欠账：对居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均需追加投入，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城镇化是为了偿还对农民过去的
“欠账”；其次，要在制度上让农民转变身份，近2亿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这样的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其三，要还给农民一个公平的社会发展制度，由于历史上
“剪刀差”的缘故造成“二元结构”社会至今，而今纵然利用“反哺”已不足以改变“二元结构”制度本身；此外，还由此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等一系列的 “断崖式”的
“二元结构社会”，这为整个社会的公平发展埋下不稳定因素。
用“第三次社会变革”来形容即将展开的城镇化建设并不为过，历史无数次地告知后人，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发与“残酷博弈”的过程体现。今天，年轻的中国农民在“抛家舍业”不惜“遗下”空巢老人而“跻身”城市的同时，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获得者；另一方是幻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与城市人“同富贵”的农民们。两者较力的矛盾爆发点将集中于
“利益交换的结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价交换最大的成果；后者是想以仅有的“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滋补未来新生活的全过程”，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双方“残酷博弈”的过程，将深刻体现出“政府的利益倾向”，而这正是这场变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会意义之所在。
站在这个高度看待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是国家面向二十一世纪消除
“二元结构社会”的制度进步与创新实践，是国家补齐中国广大农民应得利益的历史欠账所实施的惠民工程，是国家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持久健康发展而实施的利益再平衡工程，是实现中国资源空间价值，即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总价值与国民个人总价值提升的国家工程。从这个意义出发，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树立表率和传播价值观的意义。
放眼看世界，今天的中国城镇化建设具有世界意义。首先，对于处于低迷期的世界经济而言，具有世界引擎的作用，它不仅代表投资方向，更预示巨大的市场商机；其次，对于提振长期萎靡不振的中国消费来讲，其潜藏着巨大的消费动能，将起到支撑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通过城镇化的引擎拉动，将实现新增消费的年平均值为2．8万亿元，实现新增投资的年平均值为6．5万亿元，城市化贡献率占GDP增加值的2．71％。城市化驱动率约为
38．5％。由此证明，城镇化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
城镇化建设不是刺激内需的权宜之计，更不应该成为利益阶层“交换利益的平台”。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跨入第三次社会变革期。这需要中国的改革者们要有足够的政治勇气来掀起这场变革热潮，需要中国的改革者们要有超凡的智慧来驾驭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