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房妹事件再度升级，拥有11套住房的房妹还有两个身份证，且其一家四口都拥有两个身份证和多套住房，合计29套房，而其母则被指控倒卖308套经适房。事态的升级演绎令人惊叹唏嘘。
　　该事件透射出了目前保障房等公共服务面临着程序非正义等突出问题，即公共服务体系的程序不透明、权力存在过大自由裁量空间，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民众难以窥视的隐秘空间，加剧了公共服务的供需失配冲击。
　　以社会保障房为例，自2010年中国加强开发力度以来，目前城镇保障房出现了空置与住房困难群体并存局面。这一则是现行社会保障房实为户籍身份福利，使缺乏住房的大量外来人口无缘保障房；一则保障房分配的程序不透明，权力寻租频发，使大量不符合条件者获得一套或多套保障房，而符合条件的居民则陷入嗷嗷待哺的无尽等待期。不仅如此，由于保障房与商品房存在明显的价差套利空间，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倒卖保障房的套利现象。
　　可见，如何在公共服务体系中构建一套激励相容的说真话机制，是护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务实之举。而这首先需规范公权力的行权边界，实行依法行权，以推进和完善公权履责的程序正义。这需构建权力分离的制衡机制，如房管局负责保障房的规划和运营监督，而分配则交给民政和财政等部门，以权力分拆制衡增加权力寻租的沟通成本，进而构建促使官员把说真话作为选择偏好的激励相容机制；也需要强化行政的程序透明和信息公开，如在权力活动中引入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HACCP）模板，使最容易出现权力失控的盲点通过HACCP而强化程序透明，降低公权行政的隐秘性，提高权力寻租的捕获率。
　　其次，探寻分工社会化的公共服务运营体系，即对完全可通过向社会组织和企业购买的公共服务，政府可实行市场化外包，以借助市场外包推动公共服务的程序正义和信息透明，同时政府可把行政资源布控于政策制定，过程监管，及对社会组织和企业的资格审定等上。当前中国的公共服务普遍采取政府一肩挑的统筹模式，这既为权力寻租提供较大自由裁量空间，而且权力贯彻于公共服务始终，使权力间的监督成本过高，制衡耗损值过大，导致越强化权力监管制衡，行政机构就愈发臃肿，行政费用愈高，甚至使权力制衡蜕变成权权交易等。
　　适度把公共服务的运营管理等服务外包给社会组织和商业企业，公共服务的分配运营将不再是权力对稀缺资源的分配，而变成了一种在特定群体内的社会服务交易。由于社会组织和企业是否有资格承接政府外包服务，取决于其在公共服务分配中的效率，及公共服务接受者与政府的双重评价，进而使这些社会组织和企业更倾向于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和分配的合理公平性。
　　即社会组织等可有效对质的第三方独立身份，有助于增加人们对公权的信任，显著促进公共服务的程序正义，并可使政府把有限的行政资源集中于监督公共服务执行过程，缓解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和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毕竟，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对公权的监督更具便利性和有效性。如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低于中国，恰源自这些国家的诸多公共服务，实现了分工社会化和运作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