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逝，很快一年就要结束了。对于2012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有如下若干思考。
2012年9月份以来，经济企稳回升态势越来越明显。
目前，不仅PMI等先行指标回升，中国制造业指数10月份起就已超过50的荣枯线，汇丰制造业指数11月份起也超过50的荣枯线。而且经济的一些同步指标也出现了回升，如工业增加值持续3个月回升，11月份更是回到10%以上，社会零售总额也回升到14.9%。广受关注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也开始回升，11月份累计同比达到16.7%。特别是一些实物量指标也出现了回升，如用电量、石油消耗量、货运量等，从侧面进一步确认了数据回升的可靠性。
从企业的库存来看，部分行业的库存调整还没有到位，但部分行业的库存已处于历史低位，随着销售量的回升，已出现补库存的现象。即使对于部分库存调整尚未到位的行业，为了获得必要的贸易融资，也开始进行必要的库存周转。
总之，从短周期（主要是库存等）来看，经济已处于底部回升的阶段。考虑到明年是“十八大”开局之年，地方政府存在投资扩张冲动，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加速。经济短期因素的稳中回升的态势较为明显。
但我们还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内生投资动力并不强。我国在上一轮投资高速扩张后，目前产能过剩较为严重，设备利用率并不高。如何结合产业升级、集中和转移，有序实现过剩产能的调整，成为明年不得不关注的议题。
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预期下，企业进一步扩张产能预期并不强烈，我国也不宜简单地扩张产能。这制约了我国制造业投资的增长速度。从数据上看，我国制造业投资仍处于下降过程中，11月累计同比已降到了22.75%。虽然近几个月来房地产市场有所复苏，但由于在建面积有所下降，考虑到建设周期等问题，
明年房地产投资（扣除土地投资部分）快速复苏可能性也不大。
由此可见，明年虽然存在补库存、基础设施投资扩大、生产经营活动有所恢复等短期复苏，但推动实体经济投资大规模扩张的条件并不具备，经济复苏力量并不强劲。经济需要在这种环境中，逐步从负债支撑的资产扩张，转向有助于成本、费用节约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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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资金环境趋向宽松，财政赤字将略有扩大 |
我国货币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
一是，货币投放机制已发生变化。外汇占款和贷款并重，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贷款、非信贷资产扩张等其他货币投放方式。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资金直接流向外贸企业，包括其中的中小企业，但当外汇占款投放的货币量下降后，以贷款为主的投放方式，则重新受制于银行体系的信贷分配。虽然2012年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都处于历史高位，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却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城投债等）、国企及大中型企业的资金需求，挤占了中小企业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二是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快速下降，非银行金融体系快速发展，特别是“影子银行”系统发展迅速。“影子银行”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信贷系统的不足（提供额外的流动性，规避不尽合理的行政管理措施），也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过渡形式。但“影子银行”系统的信息不透明，一些业务的运作也不规范，具有内在的扩张特性。一方面改变了货币的运行机制，加速了现有的货币流通速度，一些货币与经济、通胀之间的实证规律需要重新验证，降低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隐藏了一些系统性风险；
三是实体经济内在趋势和杠杆率发生变化。企业资产负债率快速提升，在经济内生动力尚未有效培育起来之前，负债扩张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进一步通过加杠杆的方法刺激需求，空间有限，但风险加大；
四是巨额存量货币的影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货币存量已相当巨大，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80%。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明年也还不会成为宏观经济的最大威胁，但社会上的通胀预期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引起通胀的燃点较低。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仍有必要保持足够的谨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明年的货币政策基调明确界定为“稳健”。但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描述看，2013年企业的资金环境将相对今年宽松。
2012年贷款规模应在8.2-8.3万亿元之间，按照中央经济会议的要求，贷款适度增加，则明年贷款规模应超过8.5万亿元，应在8.5-9万亿元之间。当贷款增加9万亿元时，在存贷比保持在75%之内的要求下，存款至少需要增加12万亿元。明年还需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量，银行非信贷资产将继续增加，再考虑流通中现金的正常增长，则M2增速会在13%-14%。
明年还需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因此，除了增加货币供应和信贷提供外，可能还需要适当地降低基准利率，理顺货币传导机制。因此，不论从数量指标来看，还是从价格指标来看，明年企业的资金环境将比今年略为宽松。
从财政政策来看，2013年财政赤字应该会有所增加。从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来看，是与扩大财政赤字相联系的。考虑到今年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和土地等基金收入下降，地方政府的融资存在一定的约束，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下，明年为了保持必要的政府投资力度，也对扩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中央投入比重和转移支付规模提出要求。
城镇化作为最大潜力的扩大内需领域，涉及的面较广，所需要的配套政策涉及的领域也较为广泛。城镇化实际上是把原来的农业人口、农村经济卷入工业经济，纳入城市生活，这既是实现聚合效应，推动经济增长，也是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一个重大转变。管理得好，容易产生规模经济，但管理不当，也容易产生规模不经济。
2011年，我国第一产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我国非农就业人口和城镇非就业人口之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61.6%，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1.3%，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5%。
这说明，一是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超过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存在提高农业效率，进一步转移农村人口的空间。但考虑到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大量的老弱病残，青壮劳力的比重已不高。蔡昉2007年估计，2005年我国剩余劳动力为2500万至1亿人；二是非农就业人口和城镇非就业人口占比超过城镇常住人口，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非农就业人口，存在进一步城镇化的条件；三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严重小于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这凸显了我国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的欠账，城镇化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支持；四是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2000年到2010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了78.52%，但城镇人口仅增加了45.18%，但是城市的交通、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问题却逐步严重，一方面反映了城镇化的粗放式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管理能力的不足。
为此，新型城镇化需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土地问题，包括征地补偿、农村集体用地确权流转和耕地保护等；
二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涉及户籍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和统筹，社会公共服务，如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房的建设和分配问题；
三是产业和就业问题，涉及传统产业升级，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引入民间资本，农业现代化和经营机制的创新等；
四是消费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问题，如物流体系建设等；
五是财政和金融问题，如何为城镇化和农村基础设施融资，如何保证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财力和事权的匹配；
六是城市布局和城市及社会管理问题。人口密度的提高，资源紧张，如何更加有效使用资源，如何保证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公平合理，如何在市场机制之外，引入必要的法制规范。
这个过程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如何避免产生城市贫民窟的问题，这需要将城市化和产业、就业紧密结合起来。需要完善社会安全网，对市场失败者和弱势群体的必要和合理的支援体系；二是如何保障农民长期利益的问题。除了需要保证必要的征地补偿外，还需要结合农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为农民获得长期收益提供机制保障，否则容易陷入涸泽而渔，激发短期过度消费；三是避免为城镇化而造城。城市的布局应有经济和社会合理性，避免简单的造城，最终形成“鬼城”。部分保障房和城镇建设已有过深刻的教训；四是应保证社会福利的可持续性，应加强城市管理（交通、水、垃圾、治安）能力；五是需要配套社会和文化的转变，应避免陷入文化的沙漠，产生社会问题，尤其是犯罪、腐败（不仅是公务员）等，提高城市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充分发挥合理法制的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