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将来改革的难点。一次分配的重点还是要讲效率，二次分配则需要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机制来让富人多出点钱，转移给穷人。
十八大报告坚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也重申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两者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下一步改革应该吸取以往的哪些经验和教训？应该如何对上述两者进行平衡？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政策来缩小收入分配的鸿沟，如何能做到让“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
第一财经日报：你对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总依据有何感触？
厉无畏：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这让我想到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曾说过，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但主要是“防左”。这个论断在当前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极左”的表现虽然比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有所减少、形式也发生了些变化，但这种思维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某些人群中。
在我看来，现在的防左主要是指加快发展和改善民生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他还强调三个“不仅而且”：一是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也要牢牢记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不仅经济总量低的时候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总量高的时候也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不仅在部署长远工作时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日常工作安排时也要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日报：那您认为，“左”在当前表现为哪些形式？应该如何“防左”？
厉无畏：当前“左”的表现大致为三种形式。首先是超越我国现阶段的时代特征，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上进行“大跃进”。比如收费问题，很多项目都要求免费，有些是“过头”了。(大跃进时说吃饭不要钱，然而一年后饭就不够吃了，甚至饿肚子了)。
其实从经济学角度看，有些收费并非是仅为获利，而是为避免浪费、避免破坏环境、或考虑持续发展回收部分成本。
以高速公路为例，高速公路前期收费是为了收回投资成本，但高速公路也需要日常管理和维修，免费必须有财力来做支持。这种情况下应该提倡少收而非完全免费，若只收1/3或1/4的费用，不仅能降低物流成本，也能保证高速公路的可持续发展。
有人会说，高速公路是公益事业不能收费。但实际上，与普通公路相比，它的公益范围是有限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汽车能上去，买不起汽车的人骑自行车是不能上去的。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也是普通公路不收费，高速公路要收费。
其次，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当前仍然存在“浮夸风”，(大跃进时浮夸成风，虚报粮食亩产甚至超万斤)。近年来各种经济数据造假虚报的现象也不罕见。正是因为有这种情况的存在，总书记习近平才会特别强调必须挤掉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
第三，打着革命的口号走极端，很多事情“做过头”。(“文革”期间打着扫四旧的口号，破坏了许多文化遗产)。比如，这次钓鱼岛事件之后，有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砸车打人，这种过激的行为只会对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一定的问题。
因此，一方面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时候必须量力而行，否则就会带来负面影响。有些目标定得太高而实现不了，达不到人民的期望值，人民的幸福感就会下降。另一方面还要防止虚报成绩和各种过激的行为。
日报：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市场经济增长方式，您认为推进未来改革的方向和难点是什么？
厉无畏：中共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键，我们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曾经多次给中央提出建议要破除垄断，培育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我认为，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宏观调控要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行政手段不能常态化。
比如房地产调控，我认为，实施房产税显然比限购令更加对穷人有好处。限购令持续时间太长就会产生副作用，它实际上保护了那些已经购了多套房的既得利益者。但如果收一点房产税，拿房产税补贴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则对大家都有好处。
房产税设计也应该采取“宽税基、低税率”和累进的原则，第一套(或在规定人均居住面积以下)可以不收，第二套或超过规定人均居住面积的可少收一点，税率不能高，比如按照市价的万分之一至万分之二的税率来征收，最高也不要超过万分之五。房产税征收之后，拥有多套住房的人负担必然会加重，促使他们出租或出售，从而增加市场的供应量和一定的竞争性。这样房价就会逐渐回归正常。
如何处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将来改革的难点。一次分配的重点还是要讲效率，二次分配则需要政府设立一个好的机制来让富人多出点钱，转移给穷人。
日报：那怎么样才能做到“有钱人多出钱，没钱人少出钱”？
厉无畏：尽可能采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建立“让有钱人多出钱，让没钱人少出钱”的机制，这不仅仅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也是扩大内需的手段。
比如说房地产调控，政府的调控目标首先是让老百姓有房子住，其次是防止出现金融危机，限购限价这些政策就太具体了。政府以低税率收点房产税用于保障性住房，实际上也就实现了“让富人多出点钱，让穷人少出点钱”。还有，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市场化的手段并非现在才有，春秋时期的管仲在治理齐国时就提出一个观念，即“让富人散资于民”，他想出个办法把一种画有花纹的彩色鸡蛋推荐给达官贵人，价格比普通鸡蛋高八九倍。画花纹增加了就业，彩鸡蛋价格贵增加了政府税收，同时彩蛋满足了富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从而达到了三方的共赢。
这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有一定启示的，就像鸡蛋一样，富人可吃彩蛋，穷人吃普通鸡蛋，公共服务也要分层次，基本的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来保障，高端的服务则可以拿出来进行市场化，多提供一些服务，一些优质的服务，让内需扩大一点，让有钱人多出点钱，达到高端的满足。而政府可通过转移支付帮助穷人。
日报：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改革应加强顶层设计，建议重设一个超越既得利益的新机构来推进改革，您对此怎么看？
厉无畏：顶层设计是没有错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涉及大方向的总体考虑。但不管是以什么方式，不管是谁来做这个事情，都要广泛听取意见，不能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
日报：民革中央曾经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打破垄断和国企改革的建议，国企利润上交比例过低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关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厉无畏：国企有一部分是国家资本，除了交税之外，上交一点利润是应该的。在利润分配中，企业发展、劳动者福利以及上交国家这三部分如何划分需要制定一个标准，比如企业发展资金占到40%，劳动者福利占到30%，上交国家30%，企业可以依据这个标准来做。如果三方对此标准有异议，还可以进行讨论修改，但现在的关键是没有标准可依，相关部门应该克服障碍尽快制定。
日报：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实现跨越的关键因素，您如何看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对制造业转型所带来的影响？
厉无畏：中国制造业要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提高方面转变。尽管中国占世界制造业的产出为19.8%，略高于美国的19.4%。但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掩盖我国制造业的困难和问题，那就是核心技术以及重大设备对外依赖度还非常高。
劳动力价格最终还是看劳动生产率。以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中国近年来劳动生产率也在逐步提高，工资增长也是市场规律，并不能过分依靠行政来干预。近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实现大幅增长确实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企业需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这部分成本。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提高劳动率必然要进行技术改造，国家应该给以相应的金融支持，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这在现行的政策体系中是有点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