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我国经济增长、稳定物价、促进就业和平衡对外贸易都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种种结构性矛盾也很难再久拖不决，经济增长动力已别无选择，只能更多依赖国内、依赖消费。
党的“十八大”之后，鼓舞人心的收入倍增计划和新一轮高强度改革呼之欲出。其中，城市化进程将加快，收入分配实质性改革将出台等，都将预示着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消费主导型”的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应当为迎接消费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
收入倍增是中国特色消费大变革的充分必要条件。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遭遇到重重阻力，特别是有利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行动落实太少。提出收入倍增和新一轮高强度改革，有希望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态势。
为此，要汲取以往教训，使得这项计划一定要
“雪中送炭”而不可以“锦上添花”。这就是：一要切实保障农民群体收入倍增，二要保障农民转变为市民的群体收入倍增，三要保障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倍增。至于对高收入群体，则要依法提高透明度和管控、规范，其非法所得应予取缔。另外，收入倍增也不仅仅是名义货币收入的增加，更包括较为隐蔽的社会公共福利的平等分享，例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等。
如果切实体现而不是偏离这一战略意图，那么，中国特色的消费大变革时代定将迅速到来，城乡居民蕴藏的巨大购买力将得到充分释放。
第一，收入倍增将促进农村经济和农民消费总量和结构的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即使“不离土不离乡”的世代农民，也将更多分享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生活更有保障，质量更有提高，衣食住行等消费方式将会发生跨越式变革。
第二，收入倍增将会使“农民变市民”的历史进程更加名副其实。城镇化若伴以收入倍增，将如虎添翼，中国两亿多“农民变市民”的身份转换将激发出巨大的消费潜力。中国特色“农民变市民”群体的消费能量和消费特点，是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但至今常被忽视。一项有利的新政出台，就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消费预期、行为和方式。例如，允许随迁子女在城市入学，就会立刻改变成千上万“半城市人”的生活选择，把子女带到身边，并将消费重心从“乡下”转到“城里”。这不仅仅是不用再跑邮局
“往家寄钱”了，更意味着他们的衣食住行各项需求，将更加依赖所在的城市，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和提升。
第三，收入倍增将进一步促进和提升城市居民的
“消费倍增”。如果城市低收入群体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公共福利有所保障，加上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那么中国在总体上实现“消费倍增”是完全可能的，也就是从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亿元，翻倍到40万亿元。其中，不仅是消费数量的简单堆积，还将伴以质量的跨越式提升，消费水平将进一步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中国人口大国而“消费小国”（人均消费水平较低）的面貌将彻底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