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降低流通费用的10项政策措施，以落实7月11日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当前中国流通等交易总费用较高，高垄断租金、高行政成本和税负，是流通成本较高的直接诱因。可见，国务院要求降低农产品生产流通水电价、规范和降低农产品市场收费、严格执行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开展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以及加强对公用事业延伸服务的收费监管等，无疑将降低流通领域的税费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以保障元旦、春节假期物价的相对稳定。
　　在流通行业进行税费整顿的确能降低流通成本，维稳两节期间的物价，但每年节假日前的清理整顿，也应该逐步转变为一种持续性的制度安排。同时，通过降低水电价和各种市场收费等手段降低流通费用，客观上存在谁来埋单的困扰。向流通领域提供的水电价低于市场均衡价，其价差不会自动消失，总需有人埋单，其差价不论是被售电部门承担，还是以相关企业利润收窄或亏损为代价，最终都需政府以财政补贴形式埋单。显然，无论何种方式平抑降价降费下的差价缺口，最终将只是支付形式和支付主体的变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免费午餐。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起点又是归宿，而流通是连接制造与消费的动脉，经济失衡增长、货币超发信用创造过快，最终都将通过以抬高交易成本，进而以结构性通胀方式加以释放。高流通成本且久治不愈，恰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持续超发的基础货币等必然附带支付转移结果。以公路为例，全球82%的收费公路在中国，公路车辆通行费超过人均GDP的2%居全球之冠，贷款公路建设扩张下公路建养资金年均缺口达2380亿元等，要么抬高流通成本，要么导致资本品孳息低效甚至不良化率上升。
　　显然，如此快速的交运网络建设，尽管推高了GDP增长数字，但无疑也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步入高速通道，即这些通过信用货币创造推动的高速公路等，再配置以较高的运营和护养成本等，最终将以高企的流通成本，不可避免推高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压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使中国面临着资本和储蓄耗损困惑。
　　鉴于此，也需要改变投资主导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结束过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当前国内流通成本居高不下，与流通领域的非市场性淤障较为突出有关，通过行政手段清除这些淤障有其必要性，但根本上缓解流通成本高企，还需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出倚重货币超发、信用创造的投资拉动模式，以使资本品投资增长与经济可承载能力相协调，避免规划式超前投资抬高经济运行成本，耗损经济潜在增长率。消费本身孕育着投资动能，倚重消费要优于单纯为GDP增长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