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一些大城市，大量城乡结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正在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今年年初，北京市公布数字显示，2011年50个重点村的旧村拆除任务已基本完成，共拆除各类建筑面积2290万平方米……
　　基础设施的跃进、高楼大厦的崛起让越来越多的乡村转眼面貌一新，但物质的提速却代替不了思想的提速，富丽堂皇的外观代替不了内心的充实。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我们还缺了很多课。在物理概念的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人的生态意义上的城镇化，成为保证这一进程质量的关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膨胀也让城市面临新挑战。国际极度缺水标准是人均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而如果按照北京10年来年均21.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计算，2011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07立方米/人，仅为极度缺水线的1/5。水危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待快速城镇化的中国去思考、去破解。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就业。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更成为一个严峻考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有着很大不同。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成为“新城市人”。他们大多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技能教育，与父辈大多“挣够了钱就回乡”的选择不同，他们期待在城市立足，并拥有自己的栖身之所。然而，要让农民在身份、地位、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还有巨大的“鸿沟”。面对让城里人都感叹的“高房价”，大多数进城农民只能是望而却步；受户籍限制，进城人员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都无法与市民享有平等待遇。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稳妥推进解决农业人口进城落户问题，真正让其享有“市民”待遇。
　　高楼大厦掩盖不了“城中村”的破败；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堪忧；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面临困境；农民工的医疗、养老问题的解决仍显任重道远……现实告诉我们，城镇化决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入城市，而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市民化”，是要让更多农民融入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其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的公平待遇；城镇化决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
　　从长远看，传统的通过大量农民向大中城市迁移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市民化应成为我国城镇化的理性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因势利导给予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建设，更好地推进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一个改革创新的过程。财政学家刘尚希谈到，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无论是收入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还是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都是以假定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以辖区的户籍人口为基础。然而，城镇化所带来的快速人口流动，要求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财政关系，都需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庞大人口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在我国财政体制框架中是一个盲区。
　　可见，城镇化的推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财税、土地、教育、社保等诸多体制的调整与改革。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从追求“速度”到更重“质量”，我们看到了一种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还需要我们以务实的精神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