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既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减缓，中国必须寻求中等增速条件下的效率改进之道，以存量和增量财富为依托，打破既得利益团体对改革的干扰，通过推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统重要性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服务体系。

　　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六项主要任务内容，短期内中央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在中长期则希望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关键领域的改革来防止有水分经济增长现状的持续，探索出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以实现有效经济增长。因此，深刻理解并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在于各级各地政府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切实认识到关键领域改革的时间窗口已不容再失，并采取有效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如若不然，不仅有可能跌入“新兴大国陷阱”，更有可能在全球顶尖层面的经济竞争中输给主要发达国家。
　　有人预计，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会有持续三至五年的投资热潮，进而拉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年均7%的增长。笔者认为，看明年的中国经济政策基调，投资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手，但决策层早就明白：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肯定不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因为剖析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机理，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这些年来，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却始终未能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至多只是形成了某些做大财富蛋糕的基础性条件。林毅夫主倡的“后发优势”，现在看来其实也只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种可能条件。
　　如果说，从1978年到1997年这20年中，在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或投资主体尚未完成制度性转换时，政府作为最主要的投资主体扮演着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是合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逻辑和国情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确立之后，在民间投资主体不仅有实力而且更有意愿承担起经济和社会职能时，政府在本应竞争性的市场领域适时退出，不仅有必要而且日渐显得迫切。然而，过去15年来，尽管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呼声不断提高，但各地方政府依然把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作为施政的第一偏好。实际上，这是扭曲了政府应有的服务职能而漠视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短视行为。当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了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有序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不仅是适应经济转型的当然之举，也是破除制约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瓶颈的配套制度改革。显然，在这方面的表现尚难尽如民意。
　　可以说，这些年来，中国在追求快速经济增长时陷入了增长的迷雾之中，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在普通市场主体越来越重视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经济增长速度至多具有符号意义。何况预测中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基数已超过7万亿美元。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以及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来看，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8%左右的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进一步恶化，跌入成本大于收益的泥坑。
　　即使是前瞻性很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最多也只是有效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本身并不构成内生性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要赢得下一个“黄金十年”的增长，就须在直面经济沉疴的同时，清晰定位政府与市场边界，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约束政府投资冲动，防止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营造条件使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消费与创新驱动型转变。未来10年，如果中国经济能顺利转型，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年均7%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一点也不会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应差。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尽快启动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
　　随着经济既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减缓，中国必须寻求中等增速条件下的效率改进之道。笔者估计，未来两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有可能保持在7%至6.5%。其实，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基数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条件，能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速已相当不错了。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时，对经济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将8%左右的经济增速视为增长红线，既是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约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低效率与宏观经济目标冲突的产物。有鉴于此，切实提高投资质量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就成为各级各地政府亟须补课的重要环节。
　　为此，需要以存量和增量财富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为目标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团体对改革干扰为抓手，通过推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统重要性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以此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服务体系。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