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亿多网民、10亿多手机用户，构成一个什么样的网络江湖？又将产生哪些共同体治理的文明智慧？这是互联网提交给我们的新课题，也是考验现代国家与公民合作的新契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已经达成初步共识。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可谓承载了上上下下诸多方面的期待，期待着立法能够带来虚拟空间的秩序安定，能够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能够更充分地激发互联网的正能量。
　　长期以来，民间对网络立法很纠结：基于自身遭遇网络违法行为的伤害，人们期待法律之剑能够斩断各种幕后“黑手”，打造一方安全、健康的网络世界；同时，许多人又担心网络立法会扩张政府管制的权力，使公民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这种矛盾心理，一直影响着我国互联网立法的进展，也让一个原本无需争论的问题变得敏感。如今，纷繁复杂的网络乱象，到了必须通过“一揽子”立法方案彻底解决的时候，以往那种修补式的低层次应急立法已经捉襟见肘。在推进中国互联网法治化治理的关键时期，立法过程本身还承载着凝聚共识、回应期待的功能，这是法律出台后达致有效治理的社会基础。
　　对任何领域的乱象进行治理，法律都是一个“最不坏”的方案。实践证明，只有立法才能全面均衡各方利益冲突，寻得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最大程度确保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立法不仅能够通过惩罚性规则矫治违法行为，通过厘清网络行为人的各方责任以保护公民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还能在法治层面上确立起政府介入虚拟空间管理的权力边界。对公权力而言，最大的危险是立法缺失致其在现实中找不到明确的边界，一项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很小的权力，比一项有法律明确规定的很大的权力的危害还要大。因此，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意义不仅在于治理那些违法乱象，更在于从制度上确立行政部门的执法权限，从而为互联网安全提供恒久的执法保障。
　　立法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配置过程，法治更是一个相对自由的保障程序。在享受到信息自由后，人们感受到了绝对自由泥沙俱下的弊害。对此，决定草案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一套规则，从制度上最大程度保障公民的表达权、监督权。同时，当网络信息安全立法进入到具体的权利义务配置阶段，公民对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的追求，必然是建立在政府部门、运营商家、企业单位等相关主体的法律义务设定之上，由此也必然需要公民让渡一定的权利自由，比如为政府管理提供便利和可能。这是法治保障自由的应有内涵，也是国家与公民理性合作推动立法的重要条件。
　　在这个意义上，立法既要最大程度地关照和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与自由，也要以一种可接受的方案寻求公民的合作与配合，最终在良好的沟通协作基础上，完成中国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