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提出，在当今的世界上其实至少存在两套相互对立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一套是英美式的凯恩斯主义路线，其特点是运用货币与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另一套则是德国式的路线，其特点是稳货币，稳财政，反通胀，反炒作。德国对房地产炒作的严格控制实际上可以作为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对这两套体系的比较涉及范围广泛的众多议题，需要运用算法经济学的方法作深入详尽的分析。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此窥探其概略。
　　凯恩斯主义目前遭遇了大麻烦。美国的次贷危机从表面上看是私人企业的失败，可是，格林斯潘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诱因；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近数十年来，货币在这个世界上泛滥成灾，在本轮危机处理中其花样日新月异。政策制定者们现在普遍认可货币的“非中性”性质，觉得这个工具使用起来非常便利，于是就忍不住越来越倚重它。通缩是绝对不可以的；只要不引起明显的通胀，不刺激白不刺激。这正应了当年金本位支持者们的预言；他们说，一旦脱离金本位，货币一定是会被滥用的。
　　再来谈谈财政政策。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责无旁贷，自古皆然，可是，凯恩斯的学说却为把财政支出当作促进增长的工具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自此国家几乎可以冠冕堂皇地做任何事情了。这个闸门一开，利益集团群雄纷起，政治斗争日甚一日。在“民主”的神圣名义之下，大家就可以寅吃卯粮，集体腐败；国家就可以欠债不还，蛮不讲理。上大学时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永远铭记在心。他说：绝大多数商品都是在无需投票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的，而经济体系因此反而运转得更好。2+2＝4，大家都知道；可是，假如就这个问题反复投票，次数多了，2+2也就不一定等于4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政策几乎不假思索地走上了凯恩斯主义的道路，因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就是这么讲的，教科书没有提供别的选择。接纳西方教科书的做法，就是思想开明，就是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的象征。可以说，对于许多财经类专业人士来说，他们是以凯恩斯式的语气来谈论宏观经济政策为时髦的。媒体上整天讲这个“紧”，那个“松”，争来争去，引得公众围观欣赏，好不热闹。明知国外已经在闹灾难，我们国内却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反省之意。我们得意于国家负债率很低，财政上还大有扩张的余地。这些言论的潜台词是，我们其实是以那些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经济体为标准的。这样的心态，是继续大步迈向危机的预备。只要继续维持现有的政策做法，早晚有一天，我们就会到达同样的境地——即使有点儿半推半就。这是完全可以确信的。
　　凯恩斯主义究竟错在何处？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些归纳。首先，它创造了巨大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集中起来运用。罗纳德·科斯在探讨企业性质时所提出的关于“控制权”的疑问表明，经济学界普遍地不理解“权力”究竟为何物，所以，主流经济学家一般并不反对垄断，这同他们一般并不关注宏观经济政策所引起的决策权集中这个问题是类似的。相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重大优势就是决策权的分散，以免经济体系遭受重大决策失误的冲击；这一点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反复强调。行外人所不了解的是，主流经济学至今对此尚未提出像样的证明。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所引起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向中央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的靠拢。
　　由此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第一，政府在明处，其他市场行为者在暗处，两方面进行博弈，政府很难取胜，致使发生僵局。我国政府更是借用凯恩斯的名义与市场大玩猜谜游戏，尽情挥洒超级权力，叫人无所适从，形成更加严重的“权力之恶”。第二，它吸引了整个市场的注意力，致使经济系统围绕调控当局来进行组织和“收敛”，加剧了各个行为者的同质性和同步性。其结果是，要么一哄而起，要么一哄而散。也就是说，经济的动荡不仅未能得到平复，反而被加剧了。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异质性和异步性的基础上的。这样一来，它就没法儿正常运转了。
　　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弊病是它是一种“乱枪打鸟”式的做法。提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抑制经济波动。一般说来，任何经济问题都是局部的，或某一方面的；而受过英美式的主流经济学“训练”的人，满眼都是整体系统和数量议题，根本不能理解结构性问题，这就很容易导致他只能想到总量调控的办法。发动刺激政策的动机一般都在于减少失业，而为了把失业率降低几个百分点（一般只涉及为数很少的人口），却对整个经济进行“大水漫灌”，致使大部分“水”都流向了不该去的地方（例如资产炒作领域）。即使仅仅凭借经验和常识，我们也可以知道，这种粗放做法的效率一定是很低的。哪里有问题，还是直接往哪里解决，“不要连累其他地方”，这是常识上的正确性。“假如国家把这部分失业人员养起来，又能花费多少呢？”显然，这就是德国人的想法。
　　货币的“非中性”是凯恩斯式货币政策的基础。宏观学者把货币的“非中性”当作一个谜题，一个发现，其实这是很荒谬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中性”的东西；“中性”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或者是“非中性”的衍生物）。任何一种思想、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存在“真实效应”。犯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具有重大弊病。对此我们不再详论，而只限于强调：第一，在任何政策措施都会产生“真实效应”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仅仅迷恋于货币政策，而是应当对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进行广泛的权衡与选择。第二，“轻度通货膨胀总是具有实际净收益，而通货紧缩一定具有实际净损失”，这些结论都是高度可疑的，不足以作为决策的基础。连周小川行长都承认通货膨胀具有累退性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可是，又有谁具体去衡量了这种损失呢？
　　理解了凯恩斯主义的弊病，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眼光，即发现德国的经济政策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它足以成为一种“模式”，而且这个模式很可能要优于凯恩斯主义。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逻辑：首先，国家致力于维持货币供应、币值与物价的稳定，维持财政预算平衡，避免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大规模行动给市场带来不稳定因素。不过，上述目标其实并不容易实现，因为经济体系内在着不稳定因素，当初正是这些不稳定因素才迫使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为此，德国至少还采取了三项直接管控经济的做法：1、严格监管金融业，防止金融资本到处冲击市场。2、严格管控房地产业，既要保证国民获得代价低廉的住房，又不许形成炒作浪潮。3、防止垄断，防止形成超大型企业和超级经济权力，确保自由竞争。这三项政策的思路是彼此一致的，其特点都是分散经济权力，避免过大的同步性活动的形成。因为，一个由众多独立决策单位构成的、自由竞争的、高异步性的经济体，各种经济行为及其后果相互平衡和对冲以后，其整体表现必然会比较平稳。这些政策看似不属于我们常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们其实都具有明显的宏观含义。光“反对资产炒作”这一条，就意味着一项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下很大的政治决心才能实施。资产交易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过分的炒作也带来巨大的害处。利弊权衡之下，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还是将其严格管制起来比较好。加上社会保障体系，这套政策组合既不同于凯恩斯体系，又不同于古典式的自由放任政策，它包含着诸多积极的行动，因此，笔者认为其足以被称作一种相对独立的“德国经济政策模式”。笔者运用“算法经济学”的逻辑来推导经济政策，其结论也与这种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不能不令人惊异。
　　德国经济长期繁荣稳定，这套政策功不可没。即使面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德国仍然能够保持其出口大国的地位，原因显然在于，一方面，低房价导致其产品成本低廉；另一方面，大家都把心思放在发展制造业这样的“正事”上，最终提高了其产品的性价比。那些热衷于资产炒作的国家，使国民满足于虚幻的财富，使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降低，整日鸡犬不宁，到头来终将不会有好结果。
　　在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国家的包围中实行“德国模式”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这就是德国和欧洲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欧元危机不是德国造成的，而是由于不严格实行德国式的政策方才引起的。当然，德国模式不是完美的，还需要我们进行创造性发挥。德国的失业率一直稍高于其他西方国家，不过由此发生的救济支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国家完全可以承受。导致失业的原因很复杂，而首要的行动准则是，在我们透彻地理解这一问题之前，经济学家们不要煽动政府去胡乱扩张。这一问题还需要反过来理解：假如经济是长期持续稳定的，那么，这个状态下的失业率也就可以使用“自然失业率”这个概念；拒绝它不如接受它。未来高科技时代的自然失业率将会是多少？财富又当如何再分配？还是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吧。
　　笔者常想，当前的中国经济究竟是否内在着高速增长的能力？如果是，为什么宏观管理部门还要不断地刺激它？还要采用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曾经有一种理论认为，我国经济年度增长率不能低于7%，否则就不足以吸纳富余劳动力，社会就要动乱。即使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鉴于富余劳动力的吸纳目前已经接近尾声，调控部门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歇一歇、想一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