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提出了明年短期稳增长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诸多措施，还对目前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体制改革如何推进进行了部署。我们认为，这不仅有利于明年我国经济实现结构调整基础之上的温和复苏，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进入新一轮体制改革，释放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
这次会议的政策基调与去年一样都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政策方针，这表明鉴于当前经济复苏的力量仍较弱，中央希望巩固当前的复苏成果，明年总体仍会维持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虽然明年宏观政策基调都一样，但由于经济背景不同，与今年相比含义是有所差别的。明年更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这表明由于严控开支，明年的财政支出增速可能会下降，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推动力也会减弱，但由于实施了更广泛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政策对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提振将会加强。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它更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运作效率，增强市场主体的经济增长活力，实现经济增长和质量效应提高，以及结构改善的目的。
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更加谨慎。明年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减少。具体在贷款方面，新增贷款规模虽然会稍高，但贷款新增量却不大可能高于今年，更多经济活动货币需求的满足将通过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解决。明年的社会融资规模也将超过今年的15万亿元，继续创出新高。这样一种融资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可以避免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给实体经济造成通胀冲击，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金融效率以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如何才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呢？这就要求明年“稳中求进”要更多重视后者“求进”，即更多从关系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构入手。
首先，从需求结构来看，主要是扩大内需，这一共识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面临的已不再简单是全球化红利带来的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逆境倒逼我们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因此，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过去表现弱势的消费将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投资虽然仍很重要，但是在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会下降。
城镇化作为连接消费和投资的载体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会议文稿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样一种新型城镇化将会逐渐打破过去城镇化过程中增长动能的循环链条，即更多的投资——产能扩张——出口增长——土地城镇化扩张——再次扩大投资，而重塑新的可持续增长动能循环，即人口市民化主导的城镇扩张——消费增长
——投资扩张——更多的人口进城，内需结构在此过程中也将得到自然优化。
其次，从供给结构来看，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包括新型产业和传统产业。这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更扎实地强调“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等，这无疑是更务实的、更符合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做法。这种产业治理思路也体现在中央对于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方面，会议指出，“要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要加强对各个产能过剩行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制定有针对性的调整和化解方案”，这一产业指导方针也将为明年诸多产业完成去产能化、迎来质量和效益的改善指明了方向。
无论是经济需求，还是供给结构的调整，若没有体制改革相配套，很多调结构的措施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以城镇化为例，若没有现行户籍、土地、财税制度方面的改革，是无法走上高质量的发展轨道的。因此，会议对于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了高度关注。会议强调，“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这充分表明了新一届领导层决心从全局高度、自上而下、通盘考虑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政策布局。
会议强调，明年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这意味着为减少改革阻力，凝聚改革的共识，明年改革的原则仍以稳为主。这些改革措施包括近年来已经推出的政策，例如，以扩大市场准入、降低行业垄断为主要特征的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以逐步放宽入户门槛、淡化户籍管理与人民权益挂钩的户籍体制改革，以提高金融普惠制程度、强化实体经济服务能力为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等。
尽管明年改革难以有大的突破性举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明年改革不会有新措施。最值得期待的应是征地制度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大大提高对于农民的征地补偿数额，将资金补偿和安置补偿分离，鼓励农地流转及试点农地直接入市交易等。
会议也强调，“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这无疑向社会释放了中央将在不久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心和行动力。这将更容易激发社会各界对于改革路径、改革措施的探索。也有利于倒逼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改革总体方案尽快出台。
我们也由此预期，明年将是各类改革试点的高峰年，特别是改革意识较强的地区都会因地制宜推出各类改革试点。例如，广东地区以减少行政审批为主要特征的大部制改革，江苏地区以大面积试行“省直管县”为重点的财税改革，成渝地区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主要特征的户籍、土地改革等。这些改革试点将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