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世界银行发布的2012年报告，多数国家未能超越中等收入水平。能够步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很少：1960年被列为中等收入水平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仅有13个经济体成为高收入水平国家，为此，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引起了广泛关注的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般而言，如果经济体在特定收入水平下维持时间太长，则被称为掉入“陷阱”。例如，如果多数经济体由中等偏上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平均时间为14年，则15年还未做到的经济体将被视为掉入“陷阱”。但一切并不是绝对的。诚然不少经济体会慢慢停止增长，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滑落，但是一部分经济体也有可能突然有了加速的动力。
　　世界银行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仅13个经济体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有五个来自亚洲：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回顾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成功史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在实际收入水平及城市化率达到中国当前水平时，投资及增长持续加快。这一时期的增长推动了日本及亚洲四小龙跻身发达经济体俱乐部。
　　那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他们是以维持高速增长来跨越的。经济增长在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支持以及一些主要创新行业高效生产率的带动下快速起飞。1950年代日本的实际人均GDP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请注意，日本的实际人均收入快速越过中等偏下收入阶段时，其实际增速也经历了一段快速上升期。实际趋势增速上升到10%，并在随后的三十年间维持在8%以上的水平。韩国实际人均收入在1977年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并且其增速在随后的十五年间维持在9%左右的水平。
　　投资是一个重要因素。习惯于日韩这些经济体近年来不断下降的投资占比的读者也许可以回忆起它们过去惊人的高投资占比。虽然中国目前的绝对量水平（在50%之下徘徊）已相当高，但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名义数字。一些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而这正是资源有效配置现在成为首要政策重点的原因。但从总量上看，供给方需要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型经济体来确保高投资率。中国工人的人均资本存量依然很低，分别相当于日本与韩国的8%和15%。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一个例证。尽管有大规模的建设，但中国的公路和铁路网密度仍只有韩国水平的38%和20%。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拓自己的道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有三个关键要素:人口、资本和生产率。第一个要素将不再是中国的优势。劳动力扩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贡献约10%）的态势可能在未来几年出现反转。资本积累仍有空间，但重点是重新配置需将资源输入到生产率较高的领域。最重要的是，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过去十年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42%）必须提高——并且是快速提高——以维持下一个十年的增长。我们认为实现此目标的最佳方式是推动既定的改革。新一届领导层的最新表态显示，他们已经准备采取实际行动推进改革。
　　在某个时间点，经济增速一般会逐渐放缓。当一个经济体采用前沿的生产方法，就只能通过“试错”的方式使其变得更有效率，并且增长趋势会有所放缓。日本的经济增速在1973年左右到达转折点，此时GDP增速趋势开始下降。韩国的繁荣开始较晚，因此，到1986年其趋势增速才开始下降。当这两国均达到增速转折点时，它们的收入水平及城市化率都高于今天的中国。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该，也不需要下降，因为中国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化率仍能支撑另一个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而不会触及发展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