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商向被拆迁户强硬压价,征地办把政府给的补偿款变成“唐僧肉”,都是借着城镇化的题材谋自家利益。为防止城镇化的过程被异化为利益集团分肥的狂欢,有关部门必须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基点设计制度,以监管堵黑洞,用重典治乱象。 据《检察日报》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间,河南许昌市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加上数人潜逃,东城区征地办全军覆没,日常工作全面停顿;动迁中心也只剩下数名工作人员勉强维持。所有的涉案人员,以拆迁之名“团购”了许昌市东城区的拆迁事务,通过虚假协议骗取拆迁补偿费,贪污、受贿的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 盖子揭开之后,人们发现了本案的诸多不同寻常之处。以常识而论,拆迁者和被拆迁者几乎是一对“天敌”,双方因利益冲突而生出恶性事件的也不少,可是在许昌东城区的地面上,拆迁队和钉子户的“战争”没有上演,“猫”和“老鼠”倒是经常勾结起来分食主人家的肥肉。在公众印象里,有钱人和没钱人在面对金钱诱惑时的反应是不同的,或者说有钱人更不容易被蝇头小利所击倒,但卷入这个案子的征地办官员里,家资巨万的人和家境普通的人都高密度地参与了贪污受贿,因为“不贪就受排挤”成了圈子文化,洁身自好的人根本待不下去。在一般的腐败生态中,手握重权的长官是获利最多的人,而普通办事人员要么沾不上边,要么只能分得薄利,可是在本案中,征地办的一名科员的涉案金额比主任还高。 从这些反常现象中可以看出:征地拆迁中的利益之巨,足以让链条上所有的人好处均沾,而且其中运作空间巨大,一个“勤勉”并善于钻营的科员,可能比上司得到的蛋糕都大。因为集体腐败,这个闭合的圈子形成了极强的向心力和腐蚀力,“非我族类”者在其中混不下去,而局外人想要窥得其中秘密,要攻破这个堡垒,更是难上加难。 征地拆迁原本有着严密的监督和审查程序,拆迁款的发放在事先和事后要经过审计、财政、纪检等几道关口,而拆迁者和被拆迁者的配合稍不默契就会露出马脚。可是有动辄成百万上千万的大利当前,有泥鳅般善于在规则间钻来钻去的征地办官员在,以虚假协议来套取补偿款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又一个地结成,所有的拍照、录像等监督制度很快就形同虚设。“工作量大”、“忙”成了省略程序的最好借口,攫利的胃口和胆子越来越大,发展到后来,不存在房屋的空地,随便编造数百平方米一幢楼;不存在的一个厂,围起院墙就算一个,有时甚至连院墙都懒得围。 有监管则诸事清明,无监管则弊端丛生。许昌拆迁贪腐案再次说明:私相授受的互相监督是靠不住的,只要有人上下串联,就可能成为彼此配合的共谋者。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要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一律向全社会公示,或者交由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就不会有作奸犯科者的操作空间。 经济和社会发展处在不同的阶段,会周期性地产生社会资源转化和巨额财富再分配的机会。每到这样的时刻,游戏规则是否合理,监管程序能否跟上,会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价格双轨制曾使一部分人的腰包鼓了起来。在中国股市每个重大改革的当口,在众多企业包装上市的过程中,又有很多人变成了或明或暗的亿万富翁。合法致富者大有人在,而干了见不得光勾当的也不乏其人。 现阶段中国处在城镇化的火热进程中,城市和乡村中有很多沉睡的土地要转化为商业用地。用途的改变使土地增值,催生巨大“红利”,吸引了众多红着眼睛的逐利者。开发商向被拆迁户强硬压价,征地办把政府给的补偿款变成“唐僧肉”,都是借着城镇化的题材谋自家利益。为防止城镇化的过程被异化为利益集团分肥的狂欢,有关部门必须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基点设计制度,以监管堵黑洞,用重典治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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