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上周末举办了一场 “沪港发展与中国未来可持续增长学术研讨会”。有趣的是，与会专家们无论谈香港还是话上海，都不约而同大谈“老龄化”。看来，怎样妥善应对人口老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因素。
　　与世界上许多发达经济体曾经遇到的问题一样，眼下的香港和上海，也面临着预期寿命越来越长、生育率越来越低这样的 “两极化”。以香港为例，根据预测，到2041年，香港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到人口总数的32%，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有30个是老人。这种老龄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生活条件改善，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二是生育率偏低，过去每个家庭一般生育2个甚至更多的孩子，现在很多家庭只生一个，甚至选择不生。渐渐的总人口中孩子、年轻人的比重越来越小，老人的占比就相对高了。
　　生育率偏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上海这些大城市的结婚年龄在普遍往后推。一位香港学者提供的调查数据表明，在香港的女性中，有22%的人35岁至39岁时尚未结婚，有17%在40岁到44岁还没有结婚。晚婚、不婚、少育，使出生人口急剧下降。另有学者指出，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下一代的素质有较高要求，而所处的环境让养育高素质下一代的代价变得很昂贵，例如医疗、教育等各种优质资源成本很高，职业女性要放弃繁忙而高薪的工作养育孩子，这时人们就会自觉地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已发生。
　　“老龄化”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挑战。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了，但相关社会保障如果不相应调整，就意味着退休之后没有工作收入、依靠社会养老的时间很长，全社会的养老压力在增加。同时，青壮年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减少了，过去是人找工作，今后是岗位等人，稀缺性增加带来劳动力变“贵”了，工资普遍上涨，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可能将一去不复返。
　　面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威胁，怎么办？延长退休年龄是提得比较多的，但反对声也不少。也有专家提到，要保持一个稳态的生育率，政府要做的基本工作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例如，让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不那么难以获得，在政策范围内更愿意生育。
　　同时，也要冷静看待“人口红利”。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只是一个数字游戏，早年庞大的劳动人口，若干年后就会成为不小的养老人口。当“婴儿潮”一代人处于青壮年时代，把这看成是“人口红利”，以很廉价的劳动力价格进行发展，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那么当这一代人变成老年人的时候，社会负担会很重。因此专家强调，应该提升劳动力的价值，为未来的养老金防患于未然。
　　另外，制定政策时量力而行也很重要。不能只关注短期考虑，而要立足长远。特别是要给劳动者以正面的激励，像欧洲一些地方工作不工作收入都差不多的福利政策，难免会“养懒人”。要避免欧洲现在出现的危机，在政策制定上，既要充分考虑免费的托底保障，也要有差异化的激励。